杜甫的诗歌被后世尊称为“诗史”，这一称号不仅是对其艺术成就的肯定，更是对其作品深刻历史价值的认可。他的诗作以宏阔的视野、细腻的笔触和深沉的情感，真实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变迁，成为后人研究这一时期社会风貌、政治动荡和人民疾苦的珍贵文献。杜甫的“诗史”特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杜甫的诗作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纪实性。他生活在唐朝由开元盛世转向安史之乱的动荡年代，亲身经历了战乱、流离和贫困。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使他的诗歌成为时代的镜子。例如，《兵车行》中“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生动描绘了征兵出征的场面，反映了战争给普通百姓带来的苦难；《丽人行》则通过描写杨贵妃姐妹的奢华生活，暗讽了统治阶级的腐朽。这些作品不仅具有文学价值，更是研究唐代社会史的第一手资料。杜甫以诗人的敏感捕捉历史细节，用诗歌的形式为后人保存了大量鲜活的历史场景。

其次，杜甫的诗歌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画卷。他的笔触不仅停留在个人遭遇上，更扩展到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况。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他写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千古名句，尖锐揭示了社会贫富悬殊的现实；《三吏》《三别》组诗则通过具体人物的命运，反映了战乱时期普通人的悲惨境遇。杜甫以深切的同情心关注底层民众，他的诗作涵盖了农民、士兵、小官吏、商人等各个社会群体，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唐代社会全景图。这种全面性和深刻性，使他的诗歌超越了个人抒情的范畴，具备了史书般的广度与深度。

第三，杜甫的诗作体现了深刻的历史洞察力。他不仅记录现象，更能透过表象看到本质，对历史发展趋势有独到见解。《春望》中“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表达了对国家命运的忧虑；《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则抒发了听到收复失地消息后的狂喜，反映了人民对和平的渴望。杜甫以诗人的直觉把握历史脉搏，他的许多预言后来都得到了验证。这种预见性使他的诗歌不仅是历史的记录，更是历史的思考，具有普通史书难以达到的思想高度。

此外，杜甫诗歌的“诗史”价值还体现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他创造性地将历史事件与个人感受融为一体，形成了沉郁顿挫的独特风格。《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通过个人住房被毁的小事，引申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宏大胸怀；《登高》中“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壮阔景象，暗喻了历史长河的奔流不息。杜甫善于运用意象、对比、象征等艺术手法，使历史叙述既真实可信又富有感染力，达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统一。

杜甫的“诗史”还表现在他对历史责任的自觉担当。他明确提出“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创作理念，将诗歌创作视为一项严肃的历史使命。在《戏为六绝句》中，他主张“别裁伪体亲风雅”，强调诗歌应继承《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这种自觉的历史意识，使他的诗歌超越了同时代许多局限于个人情感的作品，具备了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杜甫的“诗史”不同于正史，它更多地保留了历史的细节和温度。正史往往记载帝王将相的大事，而杜甫则关注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正史追求客观叙述，而杜甫的诗中饱含真挚情感。正是这种民间视角和人文关怀，使杜甫的诗歌成为正史的重要补充，让我们能够从多个维度理解唐代历史。

杜甫“诗史”地位的确立也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在他生前，其诗名并不显赫。直到中唐以后，随着人们对安史之乱反思的深入，杜甫诗歌的历史价值才逐渐被认识。宋代文人如王安石、苏轼等极力推崇杜甫，称其“诗史”独步千古。明清时期，杜甫的“诗史”地位已不可动摇，被尊为“诗圣”。这一接受史本身也证明了杜甫诗歌超越时代的永恒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