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在他的著作《西方将主宰多久》中提出了社会发展指数的概念，定义了四个关键指标来衡量不同地区和族群的社会发展水平。这四个指标分别是能量获取、城市化、信息处理以及发动战争的能力。 文明，实际上是国家在物质、精神和制度方面的整体创造。要比较不同国家、民族乃至地区的文明水平，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标准来判断他们的高低。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文明与社会发展指数相类比，运用这四个指标来区分文明与野蛮。

01. 四个指标的不平衡，较量的焦点始终是战争能力 古希腊的文明程度远远高于古罗马，希腊的技术、能量获取、城市化以及信息处理水平，都远超当时的古罗马。然而，当古希腊和古罗马相遇时，唯一可以决定他们胜负的因素，竟然是战争的能力。虽然古罗马在各方面落后，但凭借其强大的战争能力，它成功征服了比自己更为文明的古希腊。

这也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即便是一个强大的传统国家，也无法轻易摧毁一个弱小的现代国家。因为现代国家在能量获取、城市化和信息处理这几个方面，往往已经拥有了质的飞跃。这些进步可以支撑起一支拥有压倒性优势的战争力量。而在传统社会中，无论是文明国家还是野蛮国家，能量获取、城市化以及信息处理等指标上没有显著的差距，因此也难以通过这些因素支撑起压倒性的战争能力。传统社会中，战争能力的强弱主要取决于一个因素——发动战争的能力。这意味着，即便其他方面再弱，某些国家却能凭借其强大的战争能力取得胜利。 02. 野蛮民族往往能发展出更强的战争能力

自公元前3000年，西方和中亚地区率先进入文明时代。比如公元35世纪的两河流域文明和公元31世纪的埃及文明。到了公元前20世纪至公元前12世纪，气候变冷，北方的雅利安人等野蛮民族开始南下，并发动一系列战争，形成了震动各地的连锁反应。表面上看，这似乎是野蛮摧毁了文明，但实际上，这一切与气候变化息息相关。 再看公元300年到公元500年，全球迎来了小冰河期，北方的蛮族再次南下发动战争。这时，中国正值两晋时期，五胡乱华的局面逐渐形成；西罗马帝国也在遭遇日耳曼蛮族的攻击。表面上看，是蛮族入侵摧毁了文明，但实际上，气候变化才是决定性因素。

这种气候变化的影响，无人能阻挡。一旦遇到气候变化，资源的短缺和生存的危机便会随之而来，战争便不可避免。然而，为什么往往是野蛮人袭击文明，而不是文明去征服野蛮？除了野蛮地区资源贫乏外，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战争能力的差距。 制约战争能力的因素有几个方面：一是组织能力，能够组织大规模战争的人往往能够轻松击败敌人；二是技术能力，拥有更先进武器的人更有优势；三是战斗意志，若是为了生存而战，必定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而在文明与野蛮之间，并没有质的差距，传统社会中的文明和野蛮，技术、战争能力上并未存在根本性的不同。文明和野蛮之间，也并非泾渭分明，彼此之间往往有着交流。比如，野蛮的匈奴人已经掌握了冶炼铁兵器，而文明的汉朝还需要向匈奴和西域学习。最关键的制约因素就是战斗的意志，野蛮民族为了生存而战，而文明民族往往没有这种迫切的生存压力。 03. 这个悖论的终结，现代社会几乎不可能再有野蛮摧毁文明 表面上看，似乎是野蛮摧毁了文明，但仔细观察后我们会发现，这种情况往往与气候变化、瘟疫等灾难密切相关。可以说，文明的灭亡并非单纯由于野蛮民族的入侵，而是因为自然灾害或瘟疫的影响。例如，公元541年拜占庭帝国爆发的查士丁尼大瘟疫，就让半个世纪内的拜占庭人口减少了四分之一。因此，根本不需要野蛮人出手，灾难本身就足以摧毁一个帝国和文明。

但蒙古的崛起却是一个例外。在那个时代，没有显著的气候变化或瘟疫灾难，蒙古草原上的这群战士，凭借自己的战争天赋，将东西方文明打得七零八落。蒙古人之所以能爆发出如此强大的战争能力，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他们在东亚草原上逐渐学会并掌握了文明政权的组织方式和统治手段；其次，草原环境培养了他们强大的好战传统；再者，在对外战争中，蒙古人不断吸取外部的优质力量，如穆斯林的商业能力、中华的技术力量，甚至是宗教的影响，这些因素不断增强蒙古的战斗力。 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蒙古崛起之后，女真人等蛮族再次崛起的情况也随之出现，但这已是蛮族的最后一辉煌。在近现代的社会模式下，战争能力必须与能量获取、城市化以及信息处理相结合，不能再单纯依赖蛮力。因此，蛮族的崛起渐渐结束，而文明社会则迎来了强大的战争能力。

04.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既不高看文明，也不鄙夷野蛮 从大的时间尺度上看，演化的过程是进步的。进步的种群能够存活下来，而落后的则逐渐被淘汰。死亡，常常是最好的老师。然而，每一步的演化并没有固定的方向。你的变化是否适应时代、是否进步，天地从不关心。无论是文明还是野蛮，演化的过程都没有偏袒，天地对所有物种一视同仁。

在历史的某一时段，野蛮人举起屠刀摧毁世界，可能是因为在当时环境中，野蛮更适应。到了另一个时期，文明可能更适应这个时代。当文明人将野蛮人驱逐到蛮荒之地时，也许正是文明更适应那个时代。 如果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悖论，那是因为我们习惯性地把文明视作优越，轻视了野蛮，带着情感色彩去评判。放在更大的历史尺度上，文明和野蛮的关系并非绝对，而是适应性和进步性的较量。那些不适应环境的文明或野蛮，最终都将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