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25日傍晚，克里姆林宫屋顶那面镰刀锤子旗缓缓降下。

全世界都在盯着这一幕。

普通人还没反应过来，一群穿西装的人已经开始打电话了。

很多人以为，苏联的终结是一场意外。

不是的。

对某些人来说，这一天盼了很久。

红旗落地那一刻，莫斯科的街头弥漫着一种说不清的情绪，有人茫然，有人痛哭，有人沉默地走在雪地里。

可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办公楼里，灯火通明。

一批人正在签文件、打电话、重新划分利益版图。

这批人是体制内部的"老面孔"——部长、厂长、局长、银行负责人。

也就是说，亲手埋葬这个国家的，恰恰是曾经发誓要保卫它的人。

美国学者大卫·科兹花了多年时间做调查，走访了大量前苏联官员，得出一个结论：苏联的终结不是来自底层的反抗，而是来自上层的主动选择。

因为在旧体制下，这些人只能"管理"财富，不能"拥有"财富。

权力不能传给儿子，别墅不能写自己的名字。

一旦退休或者失势，什么都没了。

这种焦虑在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

很多高层表面上还在喊口号、作报告，私底下已经在盘算另一件事——如果换一种制度，手里的权力能不能变成可以留给后代的真金白银？

答案是可以。

前提是，旧制度必须倒下。

所以当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撕开了口子，这些人不是去缝补裂缝，而是拼命把口子撕得更大。

他们不是改革的受害者，而是改革最积极的推动者。

1991年7月，苏联通过了《私有化法》。

戈尔巴乔夫在给西方七国领导人的信里写得很清楚：第一步，把八成中小企业卖给私人；第二步，轮到大型国企。

注意这个顺序——先小后大，先试水后下重手。

这套方案谁来执行？还是那批"老面孔"。

于是一幕魔幻的场景出现了：部委变成了公司，部长变成了董事长，财政局长变成了银行行长，物资局长变成了交易市场的老板。

换了个头衔，换了张名片，人还是那些人，办公室还是那间办公室。

叶利钦上台后，事情加速了。

副总理盖达尔负责放开价格，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席丘拜斯负责分配财富。

理论上，这是一场"全民分蛋糕"的盛宴。

每个公民都能领到一张面值一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当时这笔钱够买两辆伏尔加轿车。

很多老百姓拿到证券那天，确实高兴了一阵子。

可现实很快就给了所有人一记重拳。

价格放开之后，通货膨胀像洪水一样席卷了整个俄罗斯。

1992年当年，通胀率飙到了一个令人窒息的程度。

老百姓手里的证券迅速贬值，两三年后，一万卢布只够买十公斤香肠。

普通人慌了，急着把证券脱手换成现金。

而那些消息灵通的前官员、厂长经理、以及一些地下经济的老手，正在以极低的价格大量收购这些证券。

就这样，私有化证券以惊人的速度向少数人手中集中。

最终的结果是，在完成股份化的国企里，九成小股东加起来持股不到一成，而顶端那一小撮人握着绝大多数股份。

一个本该"人人有份"的改革，变成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财富转移。

俄罗斯后来的调查显示，那些在私有化中拿到大企业的"新老板"，绑大多数都是前苏联的官员和负责本企业私有化的"红色厂长"。

他们拿到这些企业靠的不是商业头脑，而是体制内部的关系网。

有人做过统计，俄罗斯曾出售的大量国有企业，平均售价低得离谱——一个拥有数万名工人的大型机械厂，卖价只相当于西欧一个面包作坊。

丘拜斯后来自己说了一句大实话：经济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做到转型不可逆转，让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制定得符合快速致富的那批精英的利益。

说白了，游戏规则是玩家自己定的。

裁判和运动员是同一拨人。

这种局面发展到极致，就是1996年的那场大选。

叶利钦的支持率跌到了谷底，俄共候选人久加诺夫的声势如日中天。

叶利钦慌了。

于是在克里姆林宫，一场秘密会面发生了。

参加会面的是七个人——七个掌握着俄罗斯经济命脉的金融巨头。

别列佐夫斯基，联合银行的掌门人，后来控制了多家电视台和报纸。

古辛斯基，传媒大亨，手里握着俄罗斯最有影响力的商业电视频道。

霍多尔科夫斯基，尤科斯石油公司的老板，曾经只是莫斯科一所大学的团委干部。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全都是从旧体制里长出来的。

有的当过研究员，有的干过共青团工作，有的是国企管理层。

没有一个是白手起家。

他们的第一桶金，无一例外来自体制转轨时的那个巨大的"灰色地带"。

这七个人和叶利钦达成了交易：寡头们出钱、出媒体资源，帮助叶利钦连任；作为回报，叶利钦默许他们继续瓜分国有资产。

其中最关键的一步棋叫"债转股"——政府没钱了，就拿最值钱的石油和天然气企业做抵押，向这些寡头借款。

到期还不上，这些资源就"合法地"归了债主。

叶利钦连任成功了。

可俄罗斯的普通老百姓，得到了什么？

到1999年，超过八成居民多年积攒的存款被彻底清零。

失业率一度突破两位数，大批工人下岗，煤矿工人多次走上街头抗议。

曾经人人有工作、人人有住房的社会，在短短几年间变得面目全非。

那些寡头呢？

他们住进了莫斯科郊外鲁布廖夫卡的豪宅区，雇着成百上千的私人保安，开着进口豪车，在伦敦和戛纳之间飞来飞去。

一个曾经宣称"消灭剥削"的国家，在终结之后，制造出了世界上最极端的贫富分化。

寡头们的好日子也没有持续太久。

别列佐夫斯基流亡伦敦，最终在浴室里被发现死亡。

古辛斯基辗转多国，最后定居以色列，低调度日。

霍多尔科夫斯基被以经济罪名逮捕入狱，尤科斯帝国土崩瓦解。

还有人在不到十年间从超级富豪变回了一无所有，搬到莫斯科郊外60公里的乡下，种地为生。

财富来得快，去得也快。

在这场国家级的财富重新分配中，真正的输家始终是那些沉默的大多数。

有一个人值得单独说几句——雷日科夫，苏联末期的部长会议主席。

他是极少数没有在剧变中为自己捞取好处的高层之一。

大卫·科兹在1992年和雷日科夫做过一次长谈，发现这个人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对改革最终走上了另一条路感到无比痛苦。

可惜，在那个年代，像雷日科夫这样的人太少了。

绝大多数人选择了另一条路。

他们脱下了公仆的外套，穿上了资本家的西装。

有人后来总结：苏联的终结不是制度的失败，而是守护者的背叛。

当一个体制内部最有权力的那群人，不再相信自己所守护的东西，开始盘算如何把公共财富装进私人口袋时，再强大的国家，也经不起这种内部的掏空。

这是一个最朴素的道理。

一个国家的命运，归根到底取决于管理者是否真正和普通人站在一起。

红旗落地已经三十多年了。

莫斯科的冬天依然很冷，但那段历史留下的教训，比寒风更刺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