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香港《开放》杂志3月号刊登了一篇关于夺取政权的秘密的文章，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尤其是对苏联援助的探讨。文章的作者根据几条并不十分可靠的资料，提出了一个结论：主席制胜的关键不再是早期所强调的依靠农村包围城市，而是应当修正为依靠农村等待苏援。虽然这篇文章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苏联援助的作用，但它却揭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内幕：即张氏与主席在南下北上战略上的分歧，背后深受斯大林早期指示的影响。

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虽然不是秘密，却一直充满了曲折与复杂性。苏联援助的形式既有物质上的支持，也包括战略上的指导。早在陈独秀给莫斯科的报告中，他就披露了自1921年10月到1922年6月期间，苏联对中国的国际援款累计为16655元，平均每月约1850元；到1924年，这一数字已经增至每月3000元，1925年为3300元，甚至在1929年到1931年间，平均每月达到50000元。这些数字虽然看似平凡，却标志着一场革命背后深刻的国际关系与物质支持。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后，博古、李德等红军领导人带领8.6万余名红军向湖南、四川一带撤退，意图与张主席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或与贺龙的部队会合，共同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经过湘江惨败、乌江强渡、四渡赤水等一系列艰难战役后，红军终于在松潘草地与红四方面军短暂会师。而就在这短短的相会中，张氏与主席的战略分歧，尤其是在南下与北上问题上的争论，显得愈发尖锐。1935年8月，当得知红军已经身陷重围，进退维谷，屡遭重创时，斯大林批准了一项大规模的援助计划，准备帮助红军突破困境。斯大林还特别叮嘱，要求准备回国与红军接触的林育英，一定要将苏联的意图转达给主席：红军的主力可以北上，朝陕甘或更北方向发展，苏联对此并不反对。

斯大林的这一计划，对于一直缺乏物资和战略援助的中国红军而言，无疑是一剂及时的强心针。与过去中山先生所依靠的苏联援助一样，这一援助的作用显而易见，甚至成为了红军的一线生机。主席、洛甫等人认为，如果红军能够向北或西北发展，建立一个背靠苏联、可以随时获得粮食、弹药和武器援助的根据地，显然比在蒋氏大军层层围剿的南方根据地更有优势。然而，这一消息的传递来得稍显迟缓，红军因此走了不少弯路。1933年，中国方面曾尝试通过察哈尔和绥远，向外蒙靠近，寻求打通与苏联的援助通道。当时的战略是联合冯玉祥、苏联与蒙古，共同抗日，企图建立一个靠近外蒙和苏联的根据地。然而，由于冯玉祥反复无常，且变节不定，苏联拒绝了这一计划。正因如此，主席和洛甫等人，在撤出苏区之后，直到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未提出向西北或北方发展的战略。

1935年，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氏与主席围绕南下还是北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争论的焦点之一，便是对苏联援助的看法。主席深知红军在物资上的匮乏，尤其是枪支和武器的严重短缺。对他而言，苏联的援助显然至关重要。北上陕甘，远离蒋氏的控制区域，可以打通绥远、外蒙一带，或宁夏至河西走廊一线的国际援助通道。一旦与苏联的援助接轨，红军的实力能够得到迅速提升。相较于依靠战斗缴获补充物资，苏联援助将带来更为直接和高效的支持。但张氏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他认为，红四方面军人多势众，装备也足以支撑一段时间，根本无需依赖苏联援助。张氏此前在鄂豫皖苏区的成功经验，也让他对南下战略充满信心。他认为，即使身处蒋氏的统治核心区域，依然可以发展和壮大革命事业。对于张氏来说，革命的成功更多依赖于自身力量，而非外部援助。

这场争吵，最后无果而终，双方谁也未能说服对方。张氏的野心极大，甚至一度动了武力解决分歧的想法。幸运的是，叶剑英得知了张氏的意图，及时向主席传达了这一消息，并提前做好了应对准备，防止被张氏挟持南下。于是，主席带领彭德怀、林彪等人，秘密北上，开赴陕甘，准备在北方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这一战略决策与斯大林的指示不谋而合，也标志着红军正式开启了通向国际援助的新路径。

1936年，当三大红军主力会师陕北后，主席立即着手策划一项军事行动，旨在打通与苏联的国际援助路线。恢复与莫斯科的通信后，斯大林了解到主席的战略意图，并发来电报，支持主席的行动计划。斯大林在电报中明确表示，同意红军占领宁夏，并向甘肃西部推进，但不允许红军继续向新疆前进，以免脱离中国的主要区域。主席迅速将这一重大任务交给了徐向前和西路军。占领宁夏后，红军将有机会向北转进绥远，连接外蒙和西北，必要时甚至可以向新疆扩展。1936年9月27日，苏联再次发来电报，承诺提供500到600吨的军用物资，要求西路军占领宁夏后，立刻向北转进绥远，准备接收苏联的援助。

然而，西路军未能如期成功占领宁夏，最终未能实现北进绥远的战略。11月3日，莫斯科再次发来电报，表示正在研究通过新疆向红军提供援助的可行性。徐向前的西路军被迫转向新疆哈密接运物资，但由于途中受到地方军阀的围追堵截，且革命条件复杂，西路军最终未能成功接收苏联的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