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3月20日,晚上10点40分,上海沪宁火车站,检票口,31岁的国民党负责人宋教仁在黄兴、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的欢送下,从检票员手中接过车票,正准备回身朝列车走去,在他眼中,那是一辆满载着希望与理想的列车,他将乘坐这辆列车,前往北京,代表在大选中获胜的国民党,与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商议,要组建一个欧洲式的内阁政府,开启一段全新的历史。
然而就在此时,一声枪响,一颗子弹划破空气,击中了这个年轻人的腹部,瞬间就让他痛苦得栽倒在地,随后又是两声枪响,车站顿时乱做一团,人群中可见有一人正趁乱朝出口跑去,似为凶手。黄兴等人先救下宋教仁,由于右任将其护送至附近的沪宁铁路上海医院,其余人留在车站附近追捕凶手。诡异的是,平时车站附近本应有的多名巡警,此时竟无一人在,凶手也早已逃之夭夭。
宋教仁先生送到医院后,宋教仁伤痛极重,自觉即将命觉,对身旁的于右任说:“我痛极了,恐将不起。为人总有一死,死亦何惜……我欲调和南北,费尽苦心,不意暴徒不谅,误会我意,置我死地。我受痛苦也是我自作自受。”言语之中,全是壮志未酬身先死的遗憾。
沪宁铁路上海医院设立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其主要职能是负责沪宁铁路沿线中传染病防疫工作,并不具有处理枪击以及急救之能力,结果医生到来后,虽将射入宋教仁身体中的子弹取出,却无法对其伤势进行妥善处理。这颗子弹系勃朗宁M1911手枪发射,口径11.43mm,产自美国,是当时的新式手枪,威力极大,至今仍被多国军队,包括美军装备,在近距离射击通常会一击致命。
子弹从宋教仁右肋射入,穿入腹部,小腹、大肠、肾脏皆受到损伤,医生做完一次手术后,宋教仁剧痛更加强烈,医生又进行第二次手术,此时宋教仁已气若游丝,奄奄一息。3月22日凌晨4点48分,宋教仁在痛苦中告别人世,此时距离他32岁生日只有不到两周。
临死前,宋教仁让人急拍一封电报给袁世凯,在电报中告知袁世凯自己遇刺之事,希望自己抱憾离世之后,袁世凯能够尽全力维护民主宪政的政治体制,实现自己未尽的理想。
袁世凯收到电报后,立即回电,称宋教仁是国之贤者,“凡稍有知识者,无不加以爱护,岂意众目昭彰之地,竟有凶人,敢行暗杀,人心险恶,法纪何存? 唯祈天相吉人,调治平复,幸勿作衰败之语,徒长悲观。”在宋教仁不治身亡的消息传来后,袁世凯再发电报,称:“宋君才识卓越,服务民国,功绩犹多,知与不知者皆为悲痛。所以身后事宜,望妥为料理。其治丧费用,应即作正开销,以彰崇报。”同时袁世凯已下令各地悬赏捉拿凶手。
国民党方面,身在海外的孙中山立即返回上海,主张立即发起武力讨伐袁世凯,但黄兴则主张应走法律途径调查宋教仁被刺一案,为此黄兴拿出一万大洋,悬赏捉拿凶手。
不到三天,便有两名嫌疑犯落网,分别是上海黑帮人物应桂馨、失业军人武士英,据初步调查,武士英为当天在车站的行凶者,应桂馨则是指使者,应桂馨又与当时袁世凯临时政府总理赵秉钧和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有大量电报往来。正待要对二人做进一步审讯时,武士英突然于监狱中神秘死亡。紧接着国民党掌握下的报刊就将应桂馨与洪述祖的往来电报公布出来,断定袁世凯是刺杀宋教仁的幕后主谋,但这种观点并未得到舆论界一致认可,上海《申报》、天津《大公报》等影响力很大的报刊就持反对立场。袁世凯方面则表示此案还没有得到确切证据,通过其所掌握的《亚细亚日报》对国民党进行回击。
凶手武士英案件尚未水落石出,战争的阴云已经密布于中国上空,袁世凯和国民党都在调兵遣将。宋教仁遇刺后三个月,国民党元老李烈钧在孙中山指示下,在江西起兵讨袁,随后江苏、安徽、上海、湖南、福建、四川、广东等地纷纷追随,“二次革命”由此开始。
仅仅过了一个月,这次讨伐袁世凯的战争就以失败告终。
之后在袁世凯操纵下,他被选为“正式”大总统,接着就解散了国会,将宋教仁的遗愿击了个粉碎,再然后,为了得到日本支持,面对日本提出的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大部分都予以接受。1915年12月,他复辟称帝,幻想要将中国带回皇帝时代,结果立即激起全国一片反对,云南、贵州、广西等地纷纷起兵,袁世凯不得不取消帝制,在羞愧忧愤中离世。
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不是宋教仁所希望的欧洲式内阁政府,而是军阀混战、贪腐横行、国破民穷、受尽欺凌……
如果没有那场罪恶的刺杀,中国又将走向何方?历史不容假设,这个问题不需要再做探讨。
那到底谁是刺杀宋教仁的幕后主谋?这个问题则至今都无定论,是一桩研究了近百年的悬案,主要有四种观点:
1、袁世凯主谋。
2、袁世凯手下擅自行动。
3、国民党内激进派所为。
4、黑帮势力所为。
袁世凯主谋
这是影响力最大的一种观点,理由是宋教仁代表的国民党在大选中获胜,将组建起一个不受袁世凯控制的内阁政府,再选举他人为大总统,通过这种方式将袁世凯赶下台,从应桂馨那里搜出的大量电文构成了对这种推断的证据支持。另外,袁世凯曾有使用刺杀手段达到政治企图的多次记录,如1885年11月建议朝鲜国王使用刺杀手段除掉朝鲜开化党领袖金玉均,1911年通过段祺瑞买凶刺杀了北洋第六镇统制吴禄贞,1912年通过袁克定找到同盟会员汪精卫,由汪精卫交黄复生,黄复生指使彭家珍刺杀了政敌良弼,“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曾计划在香港暗杀孙中山……
此种观点的可疑之处,主要在于按当时形势,虽然宋教仁代表的国民党在大选中获胜,但袁世凯向来不把这种政治活动当回事,他注重的是实力,是兵权,军队还在他手中,他不太可能认为宋教仁的威胁大到了要用这种手段除掉的地步,相反,宋教仁主张的各方合作对袁世凯还有利。
袁世凯手下擅自行动
此种观点认为是赵秉钧、洪述祖“揣摩上意”,做出了刺杀宋教仁的安排,而袁世凯实际上并无这种意图。在宋教仁被刺杀前,洪述祖曾向袁世凯提出:“总统行政诸多掣肘,皆由反对党之政见不同,何不收拾二人,以警其余”,袁世凯的态度是:“反对既为党,则非一二人之故,如此办法,实属不合”——反对我的是一个党,不是一两个人,你杀一两个人有什么用?
此种观点的主要证据,是赵秉钧、洪述祖与应桂馨有大量电报来往,且在电报中提到了“毁宋”,但这个毁,在当时的意思并不是从肉体上消灭一人,而是毁谤声誉,如此一看,又不太说得通。
国民党内激进派所为
当时国民党是一个在宋教仁努力下,由同盟会和其他几个组织刚刚组合成立的新生政党,内部成分混杂,政见不一,对宋教仁所主张的同袁世凯合作,建立内阁制政府,党内反对者就大有人在,如国民党元老马君武(第一批同盟会会员)就曾与宋教仁发生激烈争吵,甚至还打了宋教仁一耳光,将其眼角都打出血来,并斥骂宋教仁在出卖革命,出卖同志。
另外,说到刺杀这件事,其实国民党内激进派,或者说同盟会内激进派比起袁世凯来也是不遑多让,他们曾策划实施过多次刺杀事件,比如1906年杨卓林谋刺两江总督端方,1907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1910年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1911年李燮和、陈方度谋刺广州巡警道王秉恩,等等。在宋教仁遇刺前一年多,袁世凯曾遭刺杀,刺客中就有来自于同盟会外围组织的成员(张先培,共和会北京分会会员)。
1904年部分革命党人合影,前排左一为黄兴、左四为宋教仁黑帮势力所为
刺杀宋教仁的凶手武士英是受应桂馨直接指使,此人是一个江湖人物,上海黑帮界的大佬,同国民党元老陈其美关系密切,他在辛亥革命期间表现活跃,承担过接待刚归国的孙中山的任务,为此还自掏腰包,付出巨款,算是革命有功之臣。孙中山后来任命应桂馨为总统府卫队司令,兼庶务长,但随即就以贪污伙食费为由被开除。应桂馨召集黑帮势力,另行成立中华国民共进会,自任会长。不久又与洪述祖打上关系,被袁世凯招到麾下。
洪述祖曾命应桂馨搜集关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的“劣迹”,以供袁世凯所用,应桂馨则称他掌握了许多这方面的证据,但是要拿大钱来换,洪述祖提出先交一部分证据上来以供核实,应桂馨拿不出来,转而给洪述祖发出密信,提出:“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这个去宋,毫无疑问就是要刺杀宋教仁了。
武士英暴死后,“二次革命”爆发,还关在监狱中的应桂馨无人理会,他后来越狱逃走。“二次革命”失败后,应桂馨又跳出来向袁世凯讨要赏金,在某次嫖娼时遇到军警巡查,他当众高声告知:“我乃民国首功,又杀宋教仁之功首,现在政府将予我上将,并酬勋二位及国库证券百万,今我逸兴遄发,乐此以消永夕,于汝何事?”
两天后,他在列车上被刺身亡。
最后引用一首宋教仁先生的诗,来结束此文,先生深意,自在诗中:
日出雪蹬滑,山枯林叶空。徐寻屈曲径,竟上最高峰。(作于宋教仁遇刺前十八天,杭州西湖)
参考:
《袁世凯与北洋军阀》
《民国时期的恐怖活动与反恐》
《宋教仁血案》
《近30年大陆学界宋教仁案研究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