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国内外各界人士纷纷想方设法施救，蒋介石甚至接到了爱因斯坦的致电：“陈独秀是东方的文曲星，不是扫把星，请求给予释放！”

1932年10月15日晚，上海法租界岳州路永兴里11号楼内，陈独秀正专注于自己的事务，全然不知危险悄然降临。

由于叛徒谢少珊的无耻出卖，公共租界的巡捕突然现身，随即将陈独秀逮捕。

很快，《中央日报》、《益世报》、《申报》等主流报刊，纷纷在醒目位置报道。

一时间，街头巷尾都在热议此事。

陈独秀被捕，绝非小事。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他以《新青年》为阵地，大力倡导民主与科学，他的文字犀利且充满力量，唤起了无数青年的觉醒，成为众多进步人士心中的精神领袖。

于是，为了陈独秀，社会各界空前的团结起来，纷纷想方设法施救。

国内文化界率先行动起来，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等一众文化名流，怀着对人才的珍视和对正义的追求，纷纷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与政府。

他们言辞恳切，苦苦恳求国民党当局，不要不顾民心，戕害人才。

远在北平的胡适等学者，也联络了蔡元培，盼望蔡元培带领学界发声。

而令人惊讶的是，不少国际友人也出手相助，如著名哲学家罗素和杜威。

甚至，蒋介石还接到了爱因斯坦的致电，对方同样为了求情而来。

爱因斯坦满怀真诚，站在中国人民的角度，如此对蒋介石说：“他是东方的文曲星，不是扫把星，更不是囚徒，请求给予释放。”

虽然，乍一看，爱因斯坦和陈独秀仿佛是两个毫不相关的人。

但其实，爱因斯坦与中国的交集，早有迹可循。

1922年、1923年，因为前来亚洲访问，他得以两次在上海短暂停留。

虽然待的时间不长，但这座城市独特的魅力，以及中国处于变革之中的社会，都给这位科学家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他接触到了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人民在困境中仍保持的坚韧与智慧印象深刻。

后来，他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在科学、文化等领域的进步。

爱因斯坦始终知晓，在中国有陈独秀这般的精神领袖。

在他看来，陈独秀是敢于为国发声的勇士。

他虽身处科学领域，但对思想文化的重要性有着深刻认知。

他明白，陈独秀这样的思想先驱，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意义重大。

爱因斯坦、罗素、杜威等国际知名人士的联名求情，加上国内各界人士的不懈努力，给蒋介石政府带来了巨大压力。

同时，国内舆论也呈现一边倒的态势，民众对陈独秀的同情与对释放他的呼吁日益高涨。

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蒋介石政府唯有作出让步。

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终于走出了监狱的大门，重获自由。

参考资料：

宋墨鸢《1932年10月15日，国民党在上海逮捕了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