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0月23日的凌晨，正当直奉战争激战正酣时，冯玉祥突然做出了一项令人震惊的决定——倒戈回京。这个决定的实施引发了一连串震动政坛的变故。冯玉祥软禁了曹锟，成功让吴佩孚垮台，直系势力因此遭受致命打击，迅速溃败。11月5日，冯玉祥更进一步，将曾经的清朝皇帝溥仪从紫禁城赶了出去。消息一传开，立即引发了前清遗老遗少的愤怒与哀叹，大家纷纷指责冯玉祥背信弃义，毫无契约精神。与此同时，一些精通西洋法理的人也站了出来，为前清发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胡适。胡适在文章中激烈地批评冯玉祥的行为，认为这不仅违反了国际信义，也丧失了民国应有的名誉：虽然我并不赞成保留清室的帝号，但清室的优待是基于国际间的条约关系，这种条约即使可以废止，也应在合理的基础上进行，而冯玉祥此举，实在是民国史上最不光彩的行为。然而，细想一下，胡适自己并未在1917年张勋复辟时站出来指责清廷的行为，反倒为其辩护。这一矛盾让人不禁质疑，胡适到底是站在了什么立场？

回顾这段历史，1911年10月10日，湖北武昌爆发了新军起义。不到一个月后，袁世凯被清廷紧急任命为内阁总理，开始掌握军政大权。然而，即便袁世凯重新执掌大权，也并不能挽救摇摇欲坠的清朝。袁世凯马上派段祺瑞赶赴武昌，替换冯国璋，双方形成了一个围而不打的局面。袁世凯的意图显然是要通过这一策略迫使清廷做出更多的妥协。果然，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关内各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朝的统治。清朝的江山已经到了土崩瓦解的边缘，清廷驻外的公使们也纷纷支持共和，要求清帝退位。面对这一局势，清廷终于委任袁世凯作为全权和谈代表，前往南京与革命党进行和谈。在外有英、法、俄、日等国支持，内有段祺瑞等北洋将领联合要求清帝退位的压力下，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最终代表清廷接受了南京方面提交的《清室优待条件》。

《清室优待条件》包含三大项、19条条款，其中五条内容最为关键。首先，清帝退位后，其尊号仍存，民国将以类似外国君主的礼遇待之；其次，清帝每年将获得400万两白银的供给；第三，清帝暂居宫禁，之后可迁至颐和园；第四，清帝宗庙陵寝将永远奉祀，民国政府将设立专门卫兵保护；第五，清帝的私产将由民国政府特别保护。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优待的前提条件就是溥仪退位。换言之，清廷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些待遇，是因为他们承诺溥仪退位。如果日后有复辟之举，那么所有优待都会随之取消。

起初，这些优待条件得到了较为妥善的履行。但到了1914年，民国政府推行货币改革，改行银元，而原本应支付给清廷的每年400万两白银，换算成银元后大幅减少，变为260万两白银。问题虽然不大，但随着地方军阀割据，财政状况变得异常紧张。北洋政府也因此逐渐拖欠了清廷的优待费用。从1914年到1924年，北洋政府的拖欠金额不断累积，最终形成了数百万银元的欠款。而这一切，恰逢1917年6月，张勋复辟事件的发生，这一事件让北洋政府的财政困境变得更加棘手。

张勋复辟虽然仅持续了12天，但它却对社会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从法理上讲，《清室优待条件》的履行依赖于溥仪退位这一根本条件，而张勋复辟本身就违背了这一条件。因此，可以说，清廷在这一过程中实质上已经违反了约定。既然如此，冯玉祥又为何要再履行这个条约？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即便在张勋复辟失败后，北洋政府并没有立即取消清廷的优待费。反而，它继续履行了这一条约，甚至在冯玉祥要求修改优待条件时，仍然保留了每年50万银元的优待。这对清廷来说，已经算是宽宏大量了。

冯玉祥的做法并非全无道理。在1924年11月，冯玉祥指使黄郛召开内阁会议，颁布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这份修改版的优待条件对原有条款进行了部分修改，主要有三项内容：一是废除溥仪皇帝的尊号；二是将每年补助降至50万元；三是清廷不再居住紫禁城，而可选择其他住所。冯玉祥的做法，从法理上看，是完全站得住脚的。毕竟，原合同中并未明确要求溥仪长期居住紫禁城，而暂居宫禁的表述就意味着可以随时让溥仪搬走；再者，张勋复辟行为，实际上已经让清廷违约在先，冯玉祥修改合同，理所应当；最后，《清室优待条件》本应由双方共同商议，然而清廷却单方面修改，冯玉祥为何不能根据现实情况做出调整？ 然而，冯玉祥虽然在法理上并未犯错，但他的一些失误也值得深思。虽然他没有违反原有约定，但没有对溥仪的去向进行有效监管，让溥仪得以自由出入，最终导致日本借机趁虚而入。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后的第24天，便在日本人的帮助下逃入了日本公使馆，之后又借日本人的力量逃至天津，这让民国政府失去了对溥仪的控制，给了日本人以可乘之机。 尽管如此，民众的态度却大有不同。虽然一些遗老遗少纷纷为溥仪辩护，认为冯玉祥不顾契约精神，但广大的中国民众却对冯玉祥废除溥仪的皇帝尊号并驱逐其出紫禁城的行为表示强烈支持。冯玉祥的这一举措，无疑获得了大部分民众的认同，他们认为这是推动中国进步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