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大概活了五十多岁,但他人生的巅峰时期,大多都集中在江陵度过,尤其是最后的十年。建安十五年,也就是公元210年,周瑜满怀雄心壮志地从江东返回南郡的途中,不幸病逝。随着周瑜的离世,鲁肃,这位鸽派的大佬,接替了周瑜的位置,成为了孙权麾下的统帅。鲁肃一上任,便开始向孙权提议,将南郡交给刘备。孙权考虑到曹操的势力日益壮大,最终同意了这个建议。于是,鲁肃将南郡的郡治从江陵迁至陆口,而将这片辽阔的江汉平原交给了刘备。 这笔交易背后,实则有着深刻的政治考量。刘备之所以想得到富庶的南郡,当然并非完全出于好意,而是因为这是荆州的心脏地带。而要得到这个地方,他必须付出代价。这代价包括交出刘琦原先占据的江夏郡的夏口一带地盘,还得让孙权的将领步骘借道荆州南四郡,去收复刘备昔日的老友吴巨所占的交州地盘。
不过,刘备付出的代价似乎并不算多,毕竟南郡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南郡自古便是荆州的宝地,而江陵则更是其中的精华所在。早在先秦时期,楚国就以此地为郢都,成为了中南地区的水陆交汇点,且是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亦一都会也。”除此之外,江陵地势低平,平均海拔不到200米,土壤肥沃、冲积土和湖泥土交织,含有丰富的有机质,十分适合农业发展,尤其在湖北的农垦区域,江陵的土地品质堪称一流。更关键的是,江陵的气候温暖湿润,降水充沛,日照足够,河流众多,灌溉条件得天独厚。因此,江陵不仅是稻谷和橘树的产地,还以丰富的森林资源为特色,可以制造竹箭与大船,这对于军事物资运输无疑是巨大的优势。更重要的是,江陵掌握着由长江通向四川的关键通道,这不仅对刘备的政权生死攸关,更是他未来扩张的命脉所在。 因此,刘备在进入蜀地之前,特意安排了诸葛亮和关羽这两位文武双全的副手来镇守江陵。关羽的职责是北防曹魏,东防东吴,而诸葛亮则负责大力发展农业和整军演武,为日后迎接可能爆发的大战做好充分准备。 然而,刘备在益州的战事并不顺利,庞统战死,“兵不满万,士众未附,军无辎重”。面对此情此景,诸葛亮只能带领数万大军和大量的军资前往蜀地支援。正是得益于诸葛亮和关羽这些年在荆州的辛勤经营,刘备才能有如此雄厚的支援力量。但这支力量若无法帮助刘备顺利占领益州,那么所有的一切都将变得毫无意义。 诸葛亮离开后,关羽肩上的压力陡然增大。据《三国志·先主传》记载,曹魏在荆州战区的总指挥乐进已经将兵锋推进至青泥一带,青泥位于江夏郡的竟陵县(今湖北潜江西北),与关羽的南郡辖区交界,地理位置极其重要。该地紧邻汉江,湖湾宽阔,适合大规模集结军船,历史上曾是一个重要的军事港口。可见,关羽此时仍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无法完全控制汉水航道。根据《三国志·乐进传》记载,乐进并未因此停下脚步,他继续推进,对刘备的重要城市临沮、旌阳进行猛烈进攻,并且取得了胜利。临沮和旌阳都位于荆襄大道上的战略要地,控制这些地方对于曹魏来说至关重要。而曹魏的文聘在江夏也积极参与进攻,配合乐进作战,最终被封为延寿亭侯,位高权重。 面对如此猛烈的攻势,关羽在公元214年春,虽然已经在荆州保持了较强的防线,但依旧不能避免被曹魏的压力逼得四面受敌。乐进与文聘的进攻,尤其是在临沮、旌阳等重要交通节点的争夺,使得关羽的防线逐渐被蚕食。 然而,公元219年,史书中的一段空白时期后,关羽却突然在汉水流域大展雄风,成功突破了襄樊防线,直逼樊城。到了公元220年,他甚至能从襄阳南撤至麦城,并未遇到任何明显的阻碍。显然,在这五年的空白期内,关羽已经成功掌控了汉水航道和荆襄大道,将曹魏的荆州军压制到襄阳樊城一线,形势发生了剧变。 那么,这五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我们从《三国志·乐进传》的记载中找到了线索。在公元214年,乐进对临沮、旌阳的攻势刚有成效,便被调往合肥,且与张辽、李典共同驻守,部队人数仅七千。这一调动让人疑惑,乐进在江夏取得小胜后为何会被降职,调任合肥,并且遭遇了曹操指示的“守城”任务。自乐进出道以来,他以骁勇著称,且多次有战功,而如今竟然被调去守城,这无疑是一个极其不正常的决定。 唯一的解释是,乐进在获得临沮、旌阳的胜利后,遭遇了关羽的反击,被狠狠击败。正因如此,乐进才被调离了荆州,甚至可能因此失去了对整个汉水航道的控制。曹魏对乐进的降职,显然不愿在历史中留下过多的痕迹,尤其是乐进的儿子后来在扬州刺史任上被谋反所杀,陈寿在编写《三国志》时自然有所保留,避免过多揭露乐进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