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通事的研究在日本学界早有开端,并且成果丰硕。研究者们不仅注重史料的积累和分析,还在多个领域展开了深入的探讨。首先不得不提到的是一些重要的史料类成果,这些成果为研究唐通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除了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纂的《唐通事会所日录》外,1897年由时任神户海关长的颍川君平编写的《译司统谱》(日文名:『譯司統譜』)无疑是研究唐通事的经典之作。该书详细记录了1604年到1861年间,唐通事在不同职位中的任职情况,涵盖了整个唐通事职位设置的变迁。此书的重点在于描述唐通事的职业设置及任命,但未对唐通事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为弥补这一不足,宫田安的《唐通事家系论考》则从家族的角度出发,运用大量碑文和寺庙记录,详细梳理了直到明治初期的唐通事相关人员。此书深入研究了49个唐通事家族,考察了每个家族的始祖、长崎的到达时间、任职经历和主要事迹,甚至探讨了唐人赴日后的日本化过程,包括与日本女性通婚、过继养子和使用日本姓名等行为。此外,该书还特别关注唐人如何通过建立佛寺和邀请大陆僧人等方式,积极保存中国传统文化。这些研究为我们深入理解唐通事家族的形成与唐通事的任职制度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除了这些专门的史料专著外,唐通事也成为研究唐船贸易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山脇悌二郎的《长崎的唐人贸易》和李献章的《长崎的唐人贸易》等作品,都将唐通事作为其中的一个研究主题。山脇悌二郎在《长崎的唐人贸易》中简要地讨论了唐通事与其他长崎贸易中的工作人员的关系,提供了关于唐通事的基本背景。李献章则进一步梳理了唐通事职位的设置和变化过程,并探讨了这一职位变化背后的原因,特别是唐通事的报酬问题。林陆朗的《长崎唐通事》更为深入地以大通事林道荣一族为线索,详细考察了唐通事制度的职责和设置制度的变化。此外,还有一些专门研究幕末时期唐通事的成果,比如许海华的《幕末长崎唐通事体制》和《长崎唐通事何礼之的英语习得》。这些研究提供了唐通事在幕末时期的具体情况及其在日本外交中的作用。 在国内,唐通事的研究近年来也呈现增长的趋势。刘小珊的《活跃在中日交通史上的使者——明清时代的唐通事研究》便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该文通过分析江户时期的背景,探讨了唐通事的起源、规模以及他们在清代的作用,特别是唐通事在长崎出岛的职能和三大主流派别。刘小珊客观地描述了唐通事在中日贸易史中的中介作用,并得出结论认为,唐通事主要由福建人组成,且具有世袭制特征,同时,唐通事的任命资格也要求是居住在长崎的住宅唐人身份。邵继勇的《长崎贸易中的唐通事》则从唐通事的产生和发展入手,分析了唐通事在中日经济和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王来特在《长崎唐通事与德川日本的怀柔远商》中,详细整理了唐通事的历史沿革、职位设置和职能变化,认为唐通事不仅仅是幕府的官方身份中介,还是幕府实践华夷秩序的重要工具。此外,许海华和李斗石也对幕末时期唐通事的角色进行了深入研究。许海华在《旧长崎唐通事与近代日本对华交涉》一文中探讨了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如何利用旧长崎唐通事,并分析了这些唐通事在中日外交中的作用。而李斗石和王慧杰在《幕末至明治初唐通事对日本外交翻译的贡献》中,则从翻译的角度研究了唐通事对日本明治维新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影响,同时也指出了他们在日本对华政策中的负面作用。此外,意大利学者白蒂在《17世纪长崎会馆唐人通事的结构和功能》中,也对唐通事的设置及职责进行了详细的探讨。综上所述,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将唐通事作为唐船贸易的一部分进行论述,另一类则是侧重于唐通事家族的研究。这些成果不仅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唐通事的历史地位,还揭示了这一职位在唐船贸易中的重要角色。本研究将在这些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17世纪唐通事在唐船贸易中的具体作用,并深入分析唐通事作为幕府工作人员的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