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择明

对历史的深刻洞见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有一段名言：“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过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的。”

这里马克思所言及的历史，并不仅仅只是说1848年路易·波拿巴的复辟是对拿破仑通过1789年法国大革命当上皇帝的重复，实际上“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的，是指拿破仑的登基是对罗马史的重复：凯撒因为罗马城邦国家难以为继，在向帝国转化的过程中被共和派暗杀，而他的养子屋大维成为第一位罗马皇帝的历史。所以马克思才说，法国大革命中人们不断地“依次穿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而这样的历史与其说是“重复”，毋宁说更像做戏，这就是“笑剧”的重点所在。

马克思在多篇文章中都曾指涉莎士比亚，其中也包括《裘力斯·凯撒》。之所以如此，显然是因为他们都具备深刻的历史洞察力，不会被一些表面的“服装”所迷惑。莎士比亚超越了一般的“历史剧”，马克思看到波拿巴利用媒体营造的表象“代表”了大多数人，从而实现了复辟。这种“现代性”后来也一再重演，马克思所敏锐洞见到的，正是后来的“大众社会”的样貌。而他的见识，却被同时代的历史学家以“与史实不符”所挑剔。

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听说一部剧作是“历史正剧”的时候，总不免要再三打量。克罗齐告诉我们，“所有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不难理解，我们无非用，也只可能用当下的眼光去看历史。与其说有什么文艺创作能“再现”历史，不如说优秀的文艺能深刻洞见历史。比如，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洞察到，拿破仑那样的“大人物”并不如大众臆想的那般掌握了“历史规律”。简言之，托尔斯泰反对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浪漫化”。

对历史的浪漫化想象

作为近年来少见的历史剧大制作，《太平年》中相对冷门的五代十国历史背景，制作精良、碾压同侪的画面质感，至少听起来是古意盎然的台词（当然这一点值得商榷），让这部作品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从某个角度看，《太平年》激发了大众对于这段陌生历史的兴趣，这也是此类文化产品的主要功能，但难以说它提供了更多关于历史的“洞见”。这倒不是说故事虚构情节与史书内容有较大的出入，而是说这些故事情节缺乏真正给人启发的想象力，总是迎合着平常的、大众的、关于历史的浪漫化想象。在这种浪漫化的历史想象中有大量平庸的，乃至应当令人担忧的内容，它似乎体现了一种历史观的贫乏。

中国美术有一种独特的视觉艺术形式，名曰“锦灰堆”，据说源自元代的钱选，又称“打翻字纸篓”。它由不同的历史文化碎片拼贴而成，古旧字画、碑刻拓片、瓦当、青铜器拓片、篆刻、旧扇面乃至旧瓷器碎片，经过文人的巧妙构思、拼贴，便又通过这些历史的碎片产生了一种关于“旧与新”的丰富寓意。如果一定要以“历史信息真实”为标准，生产类似的影视剧倒并非没有可能，但意义不大，因为如此一来，这种艺术就成了博物馆里的陈列，不复有影视媒介的功能了。

可问题在于，大众文化产品消费者却总是将“剧装”指认为“真实”。当这种认知指向历史叙事时，其中的那种“自我浪漫化”的倾向就愈发明显。这种自我浪漫化主要体现在各种穿越、玄幻、宫斗剧中，以实现“逆袭”获得爽感。当然，逆袭总是由下而上，通过将自己代入帝王将相，进行杀伐决断，既要爱情（当然，这里的爱情主要是一种幻想的全能自恋），又要权力，更以为凭自己的认知可以去改写历史。

当历史剧创作也进入这种模式后，“正剧”便更加遥远了。有人将《太平年》的前几集比作《权力的游戏》，当然也只是在争夺权力的隐喻上可以这样比对一下，毕竟五代十国并非虚构。但即便是《权力的游戏》，也有可能更接近深层次地去认识这段历史。但随着剧情展开，我们发现它更像是某种流行的“成长剧”，并缝合了古偶、甜宠、穿越、仙侠、打怪升级等多种流行元素。之所以提到“穿越”，是因为情节越展开，钱弘俶就越像是被当下观众过度投射的穿越人物，符合他们的一切美好想象。首先是观众喜闻乐见，且必须具备的“宠妻狂魔”人设，从少年到中年，一生一世一双璧人，钱孙夫妇在这里与其说是历史上的政治人物，倒不如说是桃花岛上的岛主与夫人。当然如此下来孙太真的角色整体上如同“工具人”也就不难理解了，换成哪位演员来演恐怕都只能这样。甚至于钱弘俶与赵匡胤都被“嗑”出来了少年英雄快意恩仇惺惺相惜的CP感。更重要的，是剧中的历史政治人物都被架上了道德高台，“正面的”（当然也是“胜利的”）人物都被打上了高光。这对于理解一个政权更迭如走马灯般的历史时期来说，是用白娘子传奇的逻辑去推定雷峰塔和保俶塔的事主了。

如何书写“历史正剧”值得思考

当然这并不是说去描写钩心斗角、阴谋算计便“深刻”了，而是说，作为现代人，最好从现实主义的立场去理解历史人物，而将历史人物“道德化”是过于简化的。就像马克思在评述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时所指出的，后者使“政治的理论观点摆脱了道德”，从而掀开政治思想史新的一页。

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没有必要是善人，但他必须看着像善人。”君主拥有人们喜好的诸如诚实、仁慈、守信等美德当然是好的，但他的首要任务是维护自己的政权和国家；君主没有必要拥有所有的那些美德，如果某些不符合道德的行为能够拯救国家的话，君主不必为此而感到良心的谴责。因为从实际上怎样生活到应当怎样生活，有着遥远的距离，“目的总是为手段辩护”。但他的学说并非宣扬不择手段，马基雅维利并不等同于马基雅维利主义，就像卢梭指出的那样，马基雅维利虽然自称在为君主讲课，其实是在为人民讲大课，是对伪善的识别走向成熟的重要一步。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也是剧中人。如何去书写“历史正剧”？马克思的这一金句，依然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