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登基为帝后,有一天,他对宰相薛居正说:自古为君者,很少能正心自处,不犯过错。朕常常早晚心存畏惧,努力克制欲望,力求以德化人。就如同唐太宗,听取大臣的谏言,直面自己的失误,既不以为耻,反而乐于接受改正。那么,为什么不从根本上避免犯错,不让大臣有机会提出批评呢?
这番话看似深刻,实际上却值得我们深思。赵匡胤其实在讲述的是自古帝王的难题:他们往往不能清晰、彻底地反思自己,以至于屡犯错误。而赵匡胤也并不例外,尽管他每天都在惶恐中度过,试图通过克制欲望来避免过错,以期能够通过德行教化人民。但他是否能做到完全无错呢?显然,难以做到。在皇帝所犯的错误中,确实有几种情况需要辨析。 一种情况是,皇帝出发点是好的,但由于能力或条件的限制,无法做到完美。即使广泛征询大臣的意见,最终做出的决策依然难免失败。这类错误,虽难防范,但只要用心听取意见,减少出错的几率总会多一些。另一种情况是,皇帝自己分不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对这样的君主来说,更需要听取大臣的声音,以便能得到更为明晰的判断,减少决策失误。最难的,莫过于第三种情况——明知错误,却因为私欲而执意为之。这种情况,才是真正的棘手所在。 赵匡胤所说的端正心性,遏制欲望,表面看似充满智慧,但实际却难以完全避免问题的发生。皇帝并非总能明辨是非,往往存在偏听偏信的倾向,这时犯错的机会就大大增加。关键是,若能够听进大臣们的批评,及时纠正,甚至避免再犯,那便能减轻这些错误的后果。遗憾的是,许多帝王对此却视而不见,甚至对敢于直言的忠臣进行打压,这样一来,朝堂上便无人敢再提出忠言,国家的治理便陷入恶性循环。唐太宗李世民之所以被誉为英明君主,正是因为他能够容纳批评,虚心接受大臣的劝谏,并能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这与赵匡胤有很大的不同。赵匡胤的做法,往往是固执己见,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合乎公正与理性。对于大臣们的建议和批评,往往视之为无关紧要,甚至认为他们是错的。若每个皇帝都如他所言,坚信自己从不犯错,那么必然导致一种不良的治理状态:大臣们沉默,朝政僵化。 然而,世上没有不犯错的人。即使是皇帝,也会在某些事情上犯错。因为每个人的眼界、见识与经验不同,对同一问题的看法自然也有所差异。因此,作为一位聪明的君主,最应做的便是多听听大臣的意见,理性判断是非得失,从而减少犯错的机会。而这,正是赵匡胤所忽视的部分。 他批评唐太宗的做法,并没有道理。事实上,赵匡胤在许多决策中也曾受到过忠臣的直言进谏,有些他也是采纳了的。尤其是他推行的杯酒释兵权,虽然一度稳住了自己的政权,但却为后来的宋朝埋下了隐患。长此以往,武臣不再受重用,许多有功的大将也遭受猜忌,宋朝逐渐陷入了软弱可欺的局面。这种局面,不正是赵匡胤自己作为开国皇帝留下的祸根吗? 若拿赵匡胤与李世民相比,差距可见一斑。李世民的江山,是在与强敌的对抗中建立的,而赵匡胤的基业则是通过从后周孤儿寡母手中夺来的。要说赵匡胤比李世民更强,只能说他稍具一丝小聪明与阴谋策略罢了。至于大言不惭地将自己与李世民相比,这实在是没有什么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