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10日黄昏,115师司令部、686团、津浦支队、冀鲁边第七团和一些地方干部,总计约3000余人,被5000多名日军包围在了东陆房一带。那时,政委罗荣桓正在东汶宁支队检查工作,并未随部队一同行动,因此代师长陈光肩负起了全盘指挥的责任。次日拂晓,日军收缩了包围圈,首先用炮火猛轰,然后步兵开始发起冲锋。东陆房一带的地形多山,崎岖不平的小道给作战带来了困难。八路军凭借有利的地形,从高处向日军开火,给敌人造成了较大杀伤。 日军凭借兵力优势,前后发起了九次冲锋。尤其是上午十点至下午四点这六个小时,战斗达到了最为激烈的阶段。日军兵分多路,连续冲击。686团一营和二营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经过长时间的激战,才将敌人暂时打退。在这段最激烈的战斗中,陈光却没有在师部指挥,他去了哪里呢?有人猜测,他或许像皖南时的项副军长那样,带着少数人提前突围,但在发现无法突围后又回来了。然而,关于陈光提前突围的说法并没有任何史料支持,因此这个观点显然不成立。事实上,陈光自参加红军以来,以勇猛著称,尤其在硬仗和恶仗中,总是冲在最前线,从未退缩过。即便是在战斗中受过多次伤,他依旧不改坚韧的作风。那些说陈光在危急时刻抛下大部队、提前突围的人,可以放心睡觉了。
那么,既然没有提前突围,又没有在师部指挥,陆房战斗最激烈的六个小时里,陈光究竟去了哪里呢?时任115师司令部参谋处长的王秉章给出了答案。他在《一场被动和风险很大的陆房顽抗破围胜利战》一文中写道:上午10时左右,陈光师长亲自到第686团督战,并决定暂由我留守师部。我令通信科将电话线通到第686团团部,以便陈师长(在团部)能亲自指挥全局。然而电话线接通后,陈光不在团部,他直接下到营里指挥作战去了。这样,我不得不临时负责全盘指挥。这期间发生了两次师部直接受到威胁的紧急情况。 王秉章的回忆显示,陈光亲自下到营里指挥作战。当时,686团下辖第一和第二两个营。根据王秉章的描述,陈光是下到第二营指挥的。第一营由团长张仁初直接指挥,而张仁初一向是以猛将著称,陈光对他十分放心。然而,二营的政委刘西元,作为政工干部出身,虽然具有指挥能力,但相较于张仁初,可能略逊一筹。因此,陈光亲自来到了二营坐镇指挥,直到下午四点钟,日军的攻势减弱后,陈光才回到师部,和王秉章等人商讨突围事宜。 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陈光在战斗最激烈的六个小时里,确实是在686团二营坐镇指挥。这个细节也可以通过刘西元后来的回忆文章得到证实。作为代师长,陈光并没有待在师部全盘调度,而是深入到一线指挥二营,这个决定显得颇为不同寻常。王秉章在回忆中提到,陈光离开师部期间,发生了两次师部面临直接威胁的紧急情况。最危险的一次发生在11日下午两点左右,当时日军已经逼近115师师部,距离仅有几百米。师部内除了机关干部,还有不少伤员,以及大量机密文件。一旦敌人攻占了这里,整个战斗的结局都可能被颠覆。幸运的是,王秉章果断应对,命令侦察科长李中将带领保卫师部的两个排进行阻击,同时将机关干部和轻伤员组织起来,构筑了第二道防线。尽管李中将最后走错了路,但他依然凭借着强悍的作战能力带领两个排成功击退了敌人的偷袭,保护了师部的安全。 设想一下,如果当时日军攻占了师部,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因此,陈光在战斗最为激烈时不在师部指挥,而是前往二营指挥作战,这一决策无疑值得商榷。11日晚上十点左右,在陆房被包围的3000余人,在当地老乡的带领下,丢下了辎重和仅剩的四门大炮,轻装沿着小道成功突围。经过这场战斗,八路军歼敌1300余人,自己则牺牲了336人(这一数据来自115师司令部作战参谋候向之的回忆)。其中,牺牲的三百多人几乎都来自686团第二营,而且大多是曾经经历过长征考验的老红军。如此重要的战斗牺牲了这么多宝贵的战士,这也是陈光在战后遭到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5月15日,也就是陆房突围后的第四天,115师在无盐村召开了祝捷大会。部分干部对此有看法,认为被敌人包围,苦战了一天,虽然最终成功突围,但丢失了大量辎重,最终的结果也不过是侥幸逃脱,哪里算得上胜利呢? 对此,陈光在大会上做了解释,并谈到了胜利的意义:第一,成功突围,保存了革命的火种;第二,日军的作战目标失败,伤亡数倍于我方;第三,部队得到了锻炼;第四,提升了士气,打击了敌人的威风;第五,老百姓亲眼目睹了八路军的英勇表现,极大提升了他们对抗战胜利的信心。然而,罗政委却对陆房突围有不同看法,他在祝捷大会总结时表示:这场恶战本可避免,敌情早有掌握,本应及早跳出敌人包围圈,却因行动迟缓,才最终陷入重围,差点断送了我军的命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