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静

微信版第1889期

徽州是徽学的研究对象。徽州村落是可以触摸到的地理空间和社会肌体。徽州是由一个个村落细胞组成，一个聚族而居的村落就是一个小型社会，而更大聚居空间，如由古驿道连接的村落带，由江河码头拓展的村落群，由山湾谷地构筑的村落片区等，共同构成了徽州人居聚落群体和环境，它是徽州文脉延续的最重要空间载体。因此，对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范围内现存的数千个明清民国自然村落兴衰过程的宏观考察，“梳理”“剖析”“探究” 徽州原住民迁徙流动和文脉生态链延续过程， “深耕”“吃透”徽州大大小小村落、村落群兴衰与地理环境动荡变化规律，是徽学深层次全面探究村落史的基本路径，我们可以从族谱、文书、遗存、口传记忆等方面展开探讨。

一、族谱是村落史文脉赓续的主线

徽州无村不谱。谱是村落原住民迁徙、繁衍、生活和死亡的真实记录。由祖宗谱（挂钱谱、金银袋谱）而演变为支谱、房派谱、宗谱、统宗谱，形成宗族血缘关系挂线图谱，又因婚姻、过继、分家、分迁而形成复杂的社会关系图。这既是一张人口扩张路线图，也是一张村落文脉延续路线图。文脉一词，从狭义上解释， 即一种文化的脉络，有学者把文脉界定为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的式样系统。因此，村落人口繁衍带来了文化体系的衍生扩展，从一定意义上讲，族谱挂线就是文脉自然延伸的轨迹。早期，徽州始迁祖身上携带的文化基因，在聚族而居环境中生长，并立族规祖训传世子孙。伴随着人的繁衍和流动，村落文化传播渠道和传播人群多元，谱系挂线记录了文脉自然延续的基本路径。随着学习路径和对外交流的方便， 会社组织与宗族体系此消彼长，底层生活和社会文化符号不断丰富“历史现场”。而始迁祖、祖宗谱、辈份歌成为村落史文脉赓续的重要节点。因此，族谱是我们解开村落历史的钥匙， 是研究村史最重要的直接证据。

1、始迁祖是村落“源头符号”。徽州绝大多数是中原南迁移民，迁徙过程中始迁祖停下脚步择地安家，聚族而居，成为新住居地创建者。随着人丁枝开蔓散，他们的经历本身是一棵浓烈的文化因子，在开村之地生根开花， 故而成了村落文化的源头。“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之谱，丝毫不紊”1。始迁祖的原籍、原住地及家庭背景、迁徙经历和所受教育是文化信息的基本来源。谱上始迁祖有时与一世祖并非指同一人，有始迁者尊其父祖辈为“一世祖”的情况。如绩溪岭北瑞川程氏一世祖为程淳五，他因商在绩溪岭北瑞川建有“别墅”，死后却葬回歙县老家小路口，直至孙士良公时才正式定居瑞川 2， 士良公实际上为“始迁祖”。绩溪龙川胡族谱，普遍尊胡焱为始迁祖，但根据光绪三十二年（1906）版《金紫胡氏家谱》3 中载“宋景定谱坑口派”和胡根林《龙川胡氏宗谱》手抄谱（底本原版为民国 21 年手写本）4，胡焱之下六代汝能公之子文祥公始迁坑口，胡焱只是“招魂入墓”，坑口派八世文祥（字胜琳）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始迁祖”。因此，有关始迁祖原籍背景、始迁祖文化程度、婚姻状态、社会关系及始迁地命名、村图等研究，是村史研究关键一环。

2、祖宗谱是“家族基因书”。中国人崇拜自己的祖宗。聚族而居只是最初的原始状态，挂钱祭祖是血缘亲疏最重要的行动体现。挂钱谱亦称祖宗谱或金银袋谱，记录逝者名字、生卒、婚姻、子嗣、墓地及如为官、为商、义举等特别事项，一般都是为祭祀已逝直系较近祖宗而立的手边简谱。随着兄弟分家、叔侄分叉、孙辈林立，这种各家所立祖宗谱愈来愈多，尽管血缘相隔愈来愈远，但木本之源归一， 高、曾、祖、父基因分裂繁衍的图系一清二楚。因此，家族祖宗谱往往是父系社会修编全族宗谱统谱的基础，是家族血统认证的“基因书”。

3、辈份歌是“村落年轮”。村落有生命年轮。辈份指家族、亲友之间的世系次第，也指在家族、亲友的长幼先后中所居的地位。宗祠堂号辈份歌是宗谱排世取名的编序，通过辈份定位取名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快速识别”， 排除了一个家族血缘长幼尊卑无序、礼数混乱的状态。分堂立号，是从小家到大家到宗族概念的一种自然延伸，且与主人在祠谱中的辈份编序相辅相成。一般来说，“老屋”是始迁祖最初的居住地。老屋中的一间会慢慢成为设龛祭祖的“香火堂”。随着人口儿孙繁衍、兄弟分家以及改善居住条件需要，建造新的住屋并在一定条件下另立堂号或设立支祠成为必然。这一举措往往成为血缘亲疏分界的重要标志， 但徽州人在宗族观念下依“辈份歌”取名规矩不会变。当一轮辈份取名完结后，祠堂组织又会续立新一轮辈份歌， 村落的年轮又长了一轮。

二、文书是村落史形态的历史见证

契约文书是徽学发端和“成学”的基础。与族谱中的信息不同， 村落中的故纸文书，是徽州人生活常态的详实记录，也是村之文脉延续的资料见证。明清时，封建统治下的“皇权不下县”，村落宗族自治或遵循一种契约维系下的社会治理成为一定常态。这里没有强烈的朝代更替概念，只有一年一度的春冬祭祀。这里没有行政意义的“王朝律法”，只有民间契约与传统习惯。徽州村落中绝大多数契约文书都被历史岁月湮没，真正偶然留下来的是极少数。因此，这些珍稀文书常常是打开尘封村落史久远状态的一把钥匙。

1、村落最早文书。村落史是由人的生活细节组成的。而若干偶然保留下来的契约文书常常成为揭示底层民众生活细节的切入点。其中最让人心动的是村中“最早文书”的发现。寻找“最早文书”下落，是努力书写村落史的关键。2015 年，笔者在编纂《竹里志》的过程中， 发现了一本被称为“崇祯老税簿”的明朝“殊字号”鱼鳞图册 5。收藏者为竹里仲甫公后裔35 世孙周春先生。这本《殊字鳞册》共 501 页，有关老家鱼龙山村始迁祖方克光田地山场登记，引起了笔者极大的兴奋。图册登记方克光、方克成兄弟木山、田地共二十九宗，其中， 木山八个字号、坟山一块、地（荒地）三块， 图中地名与当今叫法未变。这样，把依据清道光版《城北方氏宗谱》6 推测的鱼龙山村始建于清初的历史向前推进到明代成化年间。而且村中相传克光与堂弟克成兄弟俩一块迁徙鱼龙山村事件得到了有力的文字佐证。可见，寻找村落早期文书，显得极其重要。我们还可以从文书种类、字体、人名、地名、纸张等方面， 揭示村落初创过程中的许多被岁月湮没的秘密。这往往与族谱信息揭示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近年来史学界对村落中发现的日记、书信、墓志铭、流水帐、家庭析产阄书、诉讼文书、税谱等的关注，使得村落史的骨感和细节愈来愈丰满与鲜活。

2、族约文书。通常情况下，归户文书只局限于以家庭为主体的状况，而族约或社区公约等集体性文书的发现，意味着区域共同体意识、村落意识的形成和村落架构的成型，因而更具宏观的社会意义。住在同一个区域空间，有共同的土地山场和农耕管理环境，在一代一代的土地继承与流转过程中，我们可以追寻到徽州人由宗族自治过渡到村落治理发展的历史，如从家祭、族祭发展为社区共同祭祀地方神仪式，举行共同庙会活动，共同约定农耕时节，形成宗族性、集体性、区域性的公约、合约、禁约等文书，可以是众多兄弟分家析产阄书合约，或同族不同支派共同管理祖产祭祀共同先祖合同；也可以是多姓为公共事项的集体约定如积谷会、社会、善会、三元会等，其信息更具有时代性、社会性。族约往往记录家族中的大事要事，涉及到家族职业分工与选择， 或者是多族社祭、水系、路道、风水龙脉以及身份认同中的原则，能够揭示家族繁衍发展和村落公共意识成长的过程，籍以发现村落新的社会关系和伦理精神的确立。

笔者曾于 2015 年对绩溪家朋乡尚村进行过系统的历史文化调查 7，发现了经过三十年实践，于民国 34 年（1945）九族合约文书《积谷会规约》8。正是这一文书发现，让我们有机会了解到徽州多姓村落一种全新自治模式的运作。

缘本村前辈士绅唐明安、胡子方、许友松等，于民国二年间为救济村中无告之贫民， 特组设积谷会，意义至深且大，当蒙勇跃参加者九十六人，定名为积谷会。兹为求本会永久保留及管理健全起见，爰订规约如后：

一、本会定名为上村积谷会。

二、本会以救济贫民为宗旨。

三、本会之财物不得移作任何公用，徜遇发觉此情，不拘年限，得向授受经手人追算赔偿。

四、本会原有九十六股之所有人，不得以本会之财物视为私物。

五、本会计高姓三十股、许姓二十二股、方姓十股、章姓十八股、胡姓七股、张姓二股、周姓十二股、唐姓二股、王姓二股、周春 一股，共九十六股。

六、本会设委员九人，每姓一人，推定高观义、许子平、章文斋、方宗明、周富廷、唐廷保、胡子方、张永全、王善培担任之，并推定高观义为主任委员，督理本会一切事务。

七、本会每年设值事七人，以原有九十六会员轮流担任，负进仓、出仓之责；

八、本会定每年安苗后一日开仓借谷，十月初一日还谷进仓。

九、本会至本年秋收，除开支外，上仓计风扇干净谷六千六百八十四斤（大板仓一座）。

十、本会每年还谷进仓之日，由会供给晚餐，其用费不得超过干净谷一百斤。

十一、本会租用谷仓之地点，其出租者负有保管之责任，如遇鼠耗、雨漏及意外情事， 当即来会报告主管人员，否则负有赔偿之责。其租金年酬干谷五十斤。

十二、本会借谷之利息，每次以加 1% 为准则，出借谷数依照贫户多寡平均分配。

十三、本议约一样九纸，每姓各执一纸存照。

十四、本会借谷之各户须觅保证人一人。保证人负有代偿之责。

十五、本议约于民国三十四年十月起实行。十六、本议约如有未尽事宜，得召开会员大会修正之。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农历九月二十三日立。

合议人：高观义、高跃笙、高彰铎、高周臬、许友松、许政、许子平、许传安、方宗明、方宗元、方德林、方太璋、章文斋、章周正、章本德、章周益、周富廷、周森林、周观永、周富兴、胡子方、胡成维、唐廷保、唐廷仕、王善培、张永全（均印章）。”

这个“积谷会”最初由村中士绅唐明安、胡子方、许友松等人发起成立，是尚村九姓共同设立的以救济贫民为宗旨的民间组织，通过全村粮食统筹调济方法，解决下半年吃粮缺额，确保所有村民不因饥饿贫困而影响社会稳定。采取以姓氏人口实力摊股出谷和九姓以股享权共管的议事方式，设立九人委员会管理组织。文书签约代表人 25 人，包括高姓 4 人、许姓 4 人、方姓 4 人、章姓 4 人、周姓 4 人、胡姓 2 人、唐姓 1 人、王姓 1 人、张姓 1 人。尚村这个村约文书，揭示了多姓村落创造的比宗族自治更为先进的“积谷会管理模式”。

3、公约文书 自然村居点或村落不能孤立生存。无论是一姓村或是多姓杂居的村落，经过数百年历史沉淀，他们都与周边村落有交流互动或在共同利益驱使下留下各种矛盾、冲突、调和的历史痕迹文书，我们谓之社区或“生活圈”公约文书。它是再现古村文化形态的重要文字证据。例如，笔者新近发现的由绩溪半茶村民汪乐平收藏的明朝崇祯二年（1629）绩溪登源八社共立的《东八社立合同》9。这是目前发现的绩溪登源汪华一族为祭祀汪华举办花朝会的最早合同文书。由登源汪姓八社共同发起签署， 内容是坚持原来轮值举办花朝会约定，排除“杨树坑异都别社钻入”。其实登源杨树坑汪氏 10，也属汪华七子后裔，但他是从婺源龙溪返迁绩溪登源定居的，并未得到登源同族汪姓“认可”，因此没有“资格”参与轮值举办花朝会。

东八社立合同

宗周（社）、庙头社、梧村社、汪村社、南观社、周村社、堨头社、高坵社，集济人心， 以奉御香，保祭器，赛事登源祖殿。

越囯汪公，当隋末之乱，保障六州，树功于唐朝。佑我太祖高皇帝，扫荡胡气，屡著功勋，尤加显赫，蒙赐御香，褒封八社等附。

迨居民诚恐庙貌隳颓，香火寥落。先年， 各社捐资建立小像，创置祭器等物，轮流承担祭赛，以报功德。自唐迄今，并无搀越，合约存证。莫有杨树坑异都别社，原非会内，希图钻入，假托迎神为名，欲夺祭器，希灭神像， 我等恐人懈弛，议立合同，毋许徇情受贿私容异都别（社）钻入。如此等，（则）罚银五十两，入会公用。

倘有违拗，合众合公经公，仍不破此合约。今恐无凭，立此合约，一样标准，永远为照。

崇祯二年正月廿六日立，合同为用。

宗周社 希美 收执押

庙头社 汪口圣 收执押（宗周庙头同一社） 梧村社 汪荣龙 收执押

汪村社 王基 收执押南观社 胡文宪 收执押周村社 汪其口 收执押堨头社 方西征 收执押

高坵社 胡文献 二角 收执押

半茶社 胡佛志 二角 收执押（高坵半茶同乙社）

执笔人 汪枢

显然，这一村落跨界合同文书，是登源汪姓村落之间为祭祀汪华而发起的集体约定， 其社会影响是巨大的，反映了区域间文化联络的一种方式，也反映了宗族派系间不和谐的声音。又如，笔者在编著《传统村落伏岭》一书过程中发现了《竹山干六广灌溉放水公议合同》11 抄件。这是明嘉靖三十年（1551），伏岭邵氏宗族为解决十三都竹山干田畈三千多亩水田与周边村落农户灌溉用水冲突而订立的合同，创造和确立了“分广轮灌”（“广”， 读音“眼”）用水制度。合同如下：

立合同十三都里邵杉、岩下碣汪文煇同末干农夫邵益孙等，今奉县府帖文，蒙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刘、陈大老爷案验农业等前事，遇得农种之时，叫集本碣有田之家，出备公力， 趁时堆筑蓄水，以防旱魃，务使水利均平轮流浇灌。如有恃顽以强霸截，□□田禾，许令指名呈来，从重究□等语。若照旧例，有水之时， 各家通浇。遇水之竭时，岱上盛字等号田禾， 每黄昏堆碣作水灌至黎明；竹山干流字等号田禾，黎明放水灌至黄昏。自首至末，分为六日轮流浇灌。但末干水道遥远，沟洫易竭，水不及半。集众合议，将岱水拨一夜与末干灌， 昼夜六日轮灌。再，末干水遥远，水不及半， 沟洫尽放，五广不得恃顽以强霸截，六日轮流， 周而复始，庶上、下田不至旱潦。此为至均至平之公议，上、下、首、末各宜遵议，以体上人爱民之至意。立此堂谕，一样二纸，碣首汪文煇收一纸，里长邵杉收一纸，永不破此，永远存照。

嘉靖三十年九月十六日立公议。

十三都里长 邵

杉岩下碣首 汪文煇

末干农夫 邵益孙

代笔里人 汪恃両

这一合同，从明嘉靖年间确立之日起，延续到清、民国，持续数百年，而且历史上凡在执行中有纠纷争执，历朝官役均以此“合同” 为据判定。这种村落生活圈公约文书发现，揭示了村落地理空间人居生存发展过程中人与人、人与自然、村与村、族与族间复杂的区域社会关系。

三、遗存遗址是重构村落地理空间的基础

除了百万份徽州文书、五千余部族谱及大量地方典籍资料，最为直观且能够触摸的就是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内数以万计的古村落民居建筑及其它文化遗存遗址。它是徽州文脉肌理和文化身躯。这些直观的肉眼所见的物质载体是徽学研究向纵深拓展的对象。因此，运用考古方法、田野调查、统计学等方法，全面系统地考察古建筑及周边地理环境，发掘考察村落古建遗址，如山越土著村落遗址、旧城遗址、古墓，必将徽州村落史研究推上一个新的高潮。

1、有发现意义的村落民居遗址。建筑是有生命周期的。村落街巷架构蕴涵着前人的知识、智慧与财富积累，也是一种文脉延续的重要佐证。而民居是承载徽州文脉、主人思想心迹和时代精神最主要的载体之一。它们展现的都是徽州人跟着时代步伐向前推进的生活场景实态。

从古民居遗存遗址，可以推断村落建村时间、村落中心以及发展规模、格局、建筑特点。如，笔者通过尚村村中遗留的一个宋代圆门阙墙体，推断最早入迁的许姓原居民大致时间， 明晰了许氏族谱中入迁时间的模糊空缺 12。据不完全统计，徽州现存有一万多个明清民国自然村，遗有大量弃房、空房、倒塌建筑遗址。一些重要民居建筑，有完整的建造、重修、改建、继承、买卖、倒塌生命周期谱系，也有生活年代留下的烙印和战争、火烧等特殊痕迹， 甚至可以追溯原住民发脉之根源。通常，古村读书人登第和徽商反哺是村落公共建设空前发展的契机，使祠堂、学校、桥阁、石板路道等各种公共建筑建设达到高潮，而且带来了先进的审美文化理念和生活方式，官居和商宅建筑群是村落文化的核心，如绩溪上庄广户氏胡开文墨庄主人胡祥钧，在上海经商致富后在老家建造了“洋楼”，成为绩溪第一个使用“洋灰”13 建民居的人。我们可以通过建筑空间载体考察人与自然地理关系以及村落发展径，探秘村落或兴或衰的过程。如黟县宏村汪氏经数代人努力建设的“牛形”村落建筑群，绩溪瀛洲南观村商人汪顺海、汪顺钦兄弟建造的石鼓里建筑群。还有，歙县深渡镇始建于元明代的阳产村土楼建筑群，这些建筑由当地村民自行设计和建造，每一座楼居都充满了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内涵。这是我们研究解剖村落史最好的案例素材。

2、祠堂建筑遗存是村落文化灵魂。徽州人围祠而居，我们可以通过祠堂建筑遗存规模、格局、风貌等来还原宗族发展的脉络。祠堂一般都择建在村落风水最好位置，它的建筑规模、豪华程度和审美水准是村落历史、经济、政治、人才综合实力的缩影。随着人口的增多， 村中由总祠而支祠，或发散到周边形成新的居民点，连成血缘村落圈。祠堂在，宗族的根脉在，宗族凝聚力在，徽州村落自治文化灵魂不会失散。祠堂堂号、祖容、牌位、器物、匾额、楹联、碑刻、辈份、祭礼、族规等，都是村落文化演变的历史见证。即使多族共居，村落也能够维持着各族相对独立的和平竞争和某种平衡，激发共生共荣的村落共同体意识。如绩溪岭北瑞川村（板树坑）柯姓、程姓各据一隅， 以溪为界，界限分明。绩溪登源浒里方姓、胡姓以自然形成的“方胡街”为界，人员上下、建筑朝向（门阙）、庙会游街等互不串通，两姓民居建筑保持着严格的空间距离。因此，祠堂是古村文化研究最重要的历史角色。

3、乡村庙宇建筑隐藏着民间信仰的秘密。徽州原始信仰繁杂，乡村寺庙文化发达。我们可以从村落周边庙宇遗存中寻找徽人的原始信仰，寻找祖宗崇拜、英雄崇拜、风水迷信等背后的神秘力量，解释图腾、造神现象，解释求雨、求丰、求吉、消病、消灾等游神活动的动因和模式。一般来说，村落周边的社庙，是农耕社会最重要的图腾标志。而汪公庙太子庙是徽州村落“标配”。其他神祇如关公、哪吒、太尉、观音等则与村落地理环境或原住民经历有关。据程福如编著的《仿儒志》14 中介绍， 一个时期，绩溪仿儒村中虎患严重，家猪受害，庙中出现了“打虎老爷”。村中人口不旺， 生育受限，裸露硕大生殖器的菩萨应运而生； 村中接二连三天灾，人们在水口上筑庙请神镇灾。可以想象，当时仿儒人与大自然抗争的激烈程度。在创建村落与自然作斗争过程中，绩溪伏岭村邵氏创造了驱虎镇邪的“回图腾”15， 而绩溪尚村人则以“战无不胜”的天神哪吒为神像，建哪吒庙以体现英雄崇拜 16，借助神力获取克服困难精神力量及生存勇气。因此，乡村庙宇建筑是村落农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村落研究不可或缺的历史题材。

4、水口是村落地盘扩张与收缩的重要证据。徽州水口是村落地理边界，也是人与鬼神的分界。除了战争和瘟疫，人口是村居生活空间变化的直接原因。根据许传承编著的《磡头志》17 介绍，明洪武二年（1369），“自许泰来在烈神坛开基后，村域曾二次北迁。明中叶嘉靖、万历年间，许氏宗祠傍水口而建，阳川桥为水口桥，水口外立百粤司平坊，村南至怀恩堂。云川溪上架桥相通，河东、河西同时发展。清康、乾年间，村北水口移至狮子墩下， 造聚秀桥为水口桥，许氏宗祠由地处村口变为地处村中间”。而促使人口快速发展、村落扩张的最主要原因，是徽商推动下的经济繁荣。徽商是徽州村落中兴和衰败救赎的一股重要力量。当时磡头村中许金因发现邻近和阳万富山银矿而发家，成为十五都周边最大富商， 他购田地、筑五里横圳、建许氏宗祠、造阳川桥、建“涧洲书楼”，磡头村落格局空间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带来经济与文化繁荣的同时， 也带来了人口的繁盛。因此，水口遗存或遗址考察，可以满足人们对村落史族谱人口信息等方面印证。

四、口述记忆是村落史的重要补充

文化可以通过记忆学习复制，也可以在前人累积基础上创新。一个数百年或千年以上村落，文字记录和附着历史信息的遗存遗址只是村落文明史的显性部分，更多的历史信息是留在无形的口传记忆群体之中。随着时间推移， 许多村落事件、人物、家族变化等是通过一代代口传记忆保存传播下来的，而且慢慢虚化， 有的演变成故事、传说甚至神话。由此延续链接保留着一部分村落文化基因和文化符号。这是村落非物质的隐性文化。

1、口述记忆是一种文化传播方式，在村史文脉赓续中占有特殊地位。如儿童方言学语，歌谣传唱，家史祖孙口传，各种生活礼仪和祭祀仪式传袭，村人“说鳖”信息播散， 家风家训潜移默化等，这种记忆，拥有徽州血统、徽州水土、徽州方言、徽州习俗、徽州审美意识等先天环境，拥有宗族信仰文化基因， 既可通过对家族祖辈认知寻找来龙去脉，也可通过族谱等相关记录了解宗族迁徙、繁衍、聚散过程，知道村落文脉的源与流，文化生态链的断与续，村庄的崛起与衰落。始迁祖建村的风水理念，村落中兴的重大事件以及事件中显著人物功勋等。如，“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这首口传民谣，保存了徽州人在明朝中期以后所面临的生存与挑战危机，被迫经商的命运自救运动等历史信息。这首千古绝唱民谣及传唱者、接唱者经商所发生的故事，成为徽学研究取之不尽用之竭的材料源泉。

2、口述记忆是一种乡土亲历，是村落史最鲜活的部分。口述者叙述自己经历，解读村落、家族、经商、生活中一些重大事件及背后直接或间接原因，只有“家人”“老人”“村人”“知情人”细说才知道的历史细节，平民生活点滴才是鲜活历史的真实，可以与文书资料、遗存实物、现实场景对号入座，互为佐证。从每一个徽州人春种、夏忙、秋收、冬藏的农耕艰难中去发现劳动的快乐，从寻常小事中呼应社会脉息变化，从生活器具一步一步改良中去理解生活美学的追求，用最真的口传描述“习俗”，最纯的情感记录“风土”。歙县南乡民间有“吴茶周漆潘酱园”之说，笔者通过采访歙县昌溪吴敏伟、周邦头周良荣、大阜潘培生，使这一民间口传的“真实一角” 浮出水面，梳理理出昌溪以吴广厚、吴永厚、吴启琳三大家族，以吴亦炜、吴炽甫、吴道隆等为代表的徽州昌溪吴氏茶商，以北京为基地，向全国各地辐射鼎盛几百年的“吴茶”生意，周邦头村油漆大王周友仲和颜料大王周忠良商场拼搏的辉煌与悲壮经历，以及大阜潘氏宗族从潘景文开始十余代人在苏州经营酱园一条街的兴与衰。

3、口述记忆是一种人类情感，是家族文化印记的自然延续。家族史往往是通过一代代口传而保留下来的。它是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份记忆是从个体小时生活与家境以及读书环境一起成长的，从日常琐事中发现每天生活的意义，天然地拥有一份连接家史、村史与未来发展的文化情怀。如，笔者《口述徽商》18 一书中通过采访绩溪石川村徽商程本辉裔孙辈程国全、程观访、程上铭，采集证实村中有关程本辉生前“兄弟友爱”死后“嫂婶相依” 的口传 19。孙子程国全叙述，光绪七年（1881） 44 岁那年，在淳安经商的程本辉头上生个疔疮，因剃头感染求医无效而去世。他病重时， 立下口头遗嘱，请好友韵堂之子性初“直书”， 对店产及今后一大家人生活作了安排和托付。本辉之子源荪 18 岁成人，三个叔把淳安合洋永隆号店移交侄子执管，店产盘点交接。后来， 重侄孙程上铭提供了《遗嘱》《遵嘱》《收领》三份家藏文书，证实了这段“口传故事”的真实性和这份口头遗嘱十多年的漫长履行过程。

余论

一个徽州古村落就是一本厚重的书，而数千个明清村落犹如数千个敦煌洞窟壁画。我们可以上下纵横，可以立体透视，也可以微观宏观探析，进行多维度的考察论证。徽州村落史的宏观研究是徽州社会结构问题的综合研究， 涉及政治、经济、语言、宗教、艺术、民俗等， 也涉及村落文明进步中文脉延续、文化形态、文化架构、文化符号、文化元素等深层思考。而原住民、民居建筑、祠堂、族谱、文书、口述记忆等物质与非物质的存在方式是我们介入徽州、了解徽州、观察研究徽州的切入路径。笔者以为，徽州村落史的宏观研究更需要从系统整体的高度来审视与思考问题。

第一、村落文化形态。村落创建兴衰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复杂社会系统间的内在外在联系，最终表现为文化形态。文化形态包括各种外显或内隐两种行为模式，其核心，包括由历史衍生及选择而成的传统观念、价值观念， 进而构成有机的文化体系。徽州文化形态或文化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村落进化的典范，它借文化符号之使用而被学习或传授和创新，并构成“徽风儒韵”的地理文化体系特色。

第二、村落文脉生态。徽州村落史是一部徽州文化史，是中华文明史在徽州传承的缩影。她以徽州地理与历史年代为座标，以徽州原住民迁徙安居为主线展开的，其最伟大之处是持续的没有中断的文脉生态。我们可以通过现实中的建筑遗存遗址、文字资料整理和人的口传记忆链接，找到文化源头，找出文脉进化生态链，找出还原原来生活场景和社会治理模式，找到徽州村落生命兴衰的一般规律。如从中原移民安居到徽商走商再迁，从亦耕亦读起家到亦贾亦儒发达的全过程。

第三、村落文化符号。徽州村落是个活着的文化基因宝库。在古村落考察中，每天都有许多“新资料”“新载体”“新元素”被发现，而这些魅力四射的审美文化符号，如粉墙黛瓦、水街水口、通转楼等，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价值，可以触发人们对现实乡村文化生态生存、保护、振兴出路的反思。

徽州村落宏观研究，可以极大提升人们对徽州文明史的认知，从中得到古人生活美、建筑美、图腾美等审美价值理念的滋润与启迪，进而可以鉴古今用。游子们对老家古村的挚爱，对那些村落原生态场景的美好记忆， 容易引发人们对村落生存环境的担忧，人员去留命运的关注，以及对乡村振兴庚续文脉的严肃思考。

注释：

1.赵吉士《寄园所寄》卷一一。

2.民国十九年绩溪上庄瑞川程镜如重抄《纸角薄》。

3.绩溪县博物馆藏《金紫胡氏家谱》卷一。绩溪胡根林手抄本《龙川胡氏宗谱》。

4.方静主编《绩溪徽学通讯》第 57 期，程志斌《绩溪龙川胡氏历史辨疑》，内部资料。

5.方静《绩溪竹里周氏宗祠藏本“ 殊” 字号鳞册研究》，黄山市地方志编《新安》内刊， 2016 年第 2 期，内部资料。

6.清道光版绩溪《城北方氏宗谱》，方静收藏。2022 年由笔者整理编纂了点校谱本。

7.《绩溪尚村古村落的历史与文化调查》， 安徽省徽学学会《徽学丛刊》第 13 辑，2015 年。

8.方 静、徐彬编 著《传统村落尚 村》第68-71 页，安师大出版社，2024 年 9 月。

9.方静《徽州古村的一次纵向疏理——读汪东峰《辇显村史》》，黄山市社科联《徽州社会科学》2021 年第 11 期。

10.民国 14 年版绩杨木川《汪氏宗谱》卷一。

11.方静编著《传统村落伏岭》第 17 页，安师大出版社，2023 年 9 月。

12.方静、徐彬张编著《传统村落尚村》第21 页，安师大出版社，2024 年 9 月。

13.旧称洋灰，即水泥。

14.程福如编著《仿儒志》，内部资料，2022 年。

15. 方静编著《传统村落伏岭》，安师大出版社，2023 年 9 月。

16.方静、徐彬编著《传统村落尚村》第五章， 安师大出版社，2024 年 9 月。

17.涧洲人士编纂《磡头志》上卷第四页， 1997 年 1 月。

18.《口述徽商》一书，安师大出版社待出版。

19.方静《绩溪徽商程本辉遗产继承文书个案评析》，《徽州社会科学》2023 年第 1 期。

（作者系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

制作：童达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