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时期，儒家礼教无疑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人们日常生活，尤其是对女性行为的规范，起着重要约束作用。然而，历史的细微脉络显示，随着礼教的一度松弛以及各类民族风俗的融合，这种传统观念对女性的束缚明显减弱。唐代妇女再嫁现象的普遍性，便是这一社会变迁的直观体现。要深入理解唐代妇女的再嫁问题，不能将所有阶层的妇女一概而论，而应根据其社会地位和阶级背景分别分析。

在唐代，无论是离婚还是丈夫早逝，妇女选择再嫁都是相对常见的社会现象。即便是皇室与贵族仕官家庭，这种现象也屡见不鲜。对于下层妇女而言，失去婚姻意味着生活困境和生计压力，更会迫使她们寻求再嫁的可能，以维持生存。

唐代皇室妇女再嫁的案例并不少见。例如，唐太宗的弟弟齐王被诛，其妃曾改事太宗，因生子一度被考虑立为皇后。武则天与杨贵妃本身就是再嫁的典型，而肃宗的吴皇后先嫁柳氏，后入掖庭事肃宗，并因生育皇子而封后。此类现象在五代各朝也有延续，如后唐明宗纳有夫之妇魏氏为妾，仍以其前夫之子为己出，且深得宠爱；后晋出帝纳寡居的叔母冯氏为皇后。甚至后周太祖前后四娶——柴氏、杨氏、张氏、董氏均为再嫁妇女，清代史学家对此亦感到诧异：不可解也！可见，唐代皇室后妃中再嫁情况并非罕见。

根据《新唐书》记载，唐代公主再嫁的记录有25位。唐朝公主总数为211位，其中早夭或未出嫁者34位，有婚史记载者134位。由于后期公主资料残缺，书中多只记名字与封号而缺乏生平事迹，《新唐书》也承认：妇人内夫家，虽天姬之贵，史官犹外而不详。因此，唐代公主再嫁的实际人数应当远高于记载的数字。即便以25位为准，也在134位有婚史的公主中占据相当比例，足以反映再嫁在皇室中并不罕见。

从具体案例来看，唐朝前中期（自高祖至肃宗）共有公主九十八人，其中再嫁者二十七人，三嫁者三人。安定公主先嫁王同皎，再嫁韦擢，继而嫁崔铣，其死后甚至因与四位丈夫合葬引起朝堂争论。这些事例表明，皇室公主在二嫁、三嫁时有相当自由的选择权，尤其在拥有权力或特殊地位的情况下，她们可凭自身意愿择偶。

例如太平公主，仗着皇帝宠爱，先嫁薛绍。薛绍因被诬谋反而身死，武则天为让太平公主再嫁武攸暨，直接杀其妻，为公主婚姻铺路。社会风气的宽容也使得再嫁公主并不被视为违礼。然至唐中期以后，随着李唐皇室对礼教的日益重视，对公主再嫁开始施加限制，如有子嗣的公主、县主不得改嫁。可见，唐代公主再嫁主要集中在中期以前，后期则逐渐受到礼教约束。

贵族与仕官家庭的女子再嫁亦屡见史籍。武则天母家杨氏女曾先嫁李氏宗室，后遵父命改嫁胡氏；唐玄宗时期，越国公钟绍京夫人许氏在丈夫去世后再嫁。房玄龄未发迹时病重，对妻子说：我病重，而你年纪尚轻，不必独自生活。于是其妻先投奔王缙，被纳为妾。韩愈长女先嫁李汉，后再嫁另一门生，其墓碑上明确刻有两任女婿之名，未见避讳，可窥当时上层社会对再嫁的开放态度。河东名门裴氏亦有类似情况，其女再嫁土族郑氏子，显然士族对再嫁多持宽容甚至鼓励态度。

下层妇女再嫁虽受社会地位与经济条件制约，但同样并不罕见。南阳临湍县有村妇丈夫去世后，弧穷无托，遂意再行，即因贫困而选择再嫁。贞观年间，某少妇夫亡无子，衣食无依，被迫改嫁王申子；天宝年间，汴州周简老表妹、沈氏等人均因失去丈夫而改嫁。墓志记载显示，彭城刘氏夫人因家贫而再嫁，湖城等县囚犯妻女亦多因生计所迫而改嫁。敦煌民间亦有妇女主动索离书再嫁的例子，《新妇》记载其翁婆闻讯喜悦，敦煌壁画如北周第296窟、晚唐第85窟亦描绘女性多次改嫁的情形。

由此可见，下层妇女再嫁的普遍性与经济压力密切相关。失去丈夫意味着生活来源中断，改嫁成为维持生计的重要途径。此外，唐代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亦推动了下层妇女获得再嫁的相对自主权。武则天称帝后，女性参政之风兴起，妇女积极参与农业、手工业与商业等领域，不仅提高了自身劳动技能与价值，也为家庭与社会发展注入活力。

总的来看，唐代下层妇女在社会地位提升与经济压力双重作用下，拥有相对自由的再嫁权利。唐代虽再嫁普遍，但仍有部分妇女恪守礼教道德而终身守寡。无法界定哪种行为为主流，只能说两者同时存在于社会现实中。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唐代再嫁现象显得尤为普遍且道德压力相对宽松。然而，隋唐数百年间礼教观念逐渐强化，唐中后期德宗等帝王对礼教的倡导以及对公主改嫁的限制，即体现了这一趋势。由此可以推断，妇女再嫁与守节可能存在此消彼长的历史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