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最早记录在《典略》中——裴注《先主传》有详细记载,《魏书》也有类似内容,二者大体相符,可见真实性颇高。
《魏书》中指出,曹丕之所以要处死刘备派去吊唁的使者,是因为他厌恶这种因丧求好的行为。换句话说,刘备派韩冉去吊唁,表面是吊唁之情,实则是试图与曹丕拉近关系,化解紧张气氛。从文中细节来看,上庸已经重新归属曹魏,因此这件事发生的时间,应该是在公元220年7月之后。 理顺一下时间脉络:219年末,关羽被杀;220年1月,曹操驾崩,曹丕继位为魏王;10月,曹丕代汉称帝;221年7月,夷陵之战爆发。由此推断,这次吊唁大概率发生在曹操去世后、曹丕正式称帝前的这段时间,即7月至10月之间。若非如此,刘备此举便有自打耳光之嫌,等于默认曹魏篡汉的合法性。 从当时的局势来看,荆州失陷、孙权虎视蜀地,以及上庸再次陷落,使得刘备陷入得罪两方的尴尬境地,承担了巨大的风险与压力。以庙堂活动调和局势,自然是顺理成章的选择。然而,他究竟是想安抚哪一方,却耐人寻味。曹魏虽强大,但孙权的兵锋直接威胁边境,甚至扶植傀儡刘璋,这种现实威胁不可小觑。 而自曹操去世后,北方压力反而缓和,双方以秦岭为界,避免了正面冲突。匡扶汉室的道义之举,相比具体军事威胁,显得不那么迫切。换句话说,孙权那边关系到生死存亡,而曹丕则更多是道义上的考量。从集团利益出发,不务虚名而处实祸,如何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可从后来的诸葛亮策略——承认孙权称帝、重修盟好——找到参考。 综合来看,公元220年,孙刘两家关系破裂,曹刘关系疏远。刘备效仿鲁子敬吊唁刘表的做法,向曹丕示好,也是情理之中。曹丕为何对韩冉心生杀机?根本原因在于双方积怨已深,仓促示好显得虚假做作。曹丕本身并非成熟的庙堂之主,喜怒无常的性格早已显露无遗:如张绣因夺子之怨而被曹操容忍,却在曹丕手下被逼死;继位后,他又逼死于禁。《三国志》对他的评价是矫情自饰,可谓贴切。 刘备在道义上做出让步,相当于主动让出立国理念,这给集团带来了失去法理性的风险。结合魏文帝生前言行,不难理解为何曹植在三子夺嫡中更受宠。至于韩冉的安危,则无需过度担忧。《典略》与《魏书》均记载,韩冉未到洛阳,而是停留上庸,传送书信——冉称疾,住上庸,致其书。考虑到上庸守将孟达的两面性,即便曹丕下令处死,韩冉仍有回旋余地。关键在于,韩冉出发前或已了解刘备吊唁的真正意图。他选择停留上庸,通过托人传信,显然明白若直赴洛阳必死无疑。这绝非示弱恳求,而是策略性的沟通。刘备究竟在信中写了什么?史书未详,但可结合韩冉的举动,推测如下: 我在四川,得知你父亲驾崩。记得当年年轻时,咱们共讨董贼,那段激情澎湃、热血激昂的岁月,仿佛昨日重现。而如今,你父已去,人鬼殊途,我心为你焦虑。你父历任州吏、朝臣、权相,生前有众多对手,他只是勉强维持局势,如今换做你,前途未卜,我看曹植在你面前未必服你。华夏四方不宁,外族虎视,天子或有被弑之忧,你家祖坟亦可能受累。真让人心惊。 你父虽出身太监世家,凭贿赂升至三公,又借乱世崛起,获得一隅之地,终迎天子,享汉禄,沐天恩,却不思忠孝,贪图人妇,甚至害死兄长。为了篡汉,不惜戮我刘姓宗亲。幸而天子英明,我在赤壁终止了他的倒行逆施,几十万曹军灰飞烟灭,你父郁郁寡欢,如今去世,岂非天意?无须纠结是非。 我只是织席贩履之辈,但百姓感戴我的忠义。手下汇集勇将善士,经营社稷有才,怀念旧都之人如星河般繁多。若我心喜,兵出汉川,直捣潼关,平定洛阳,不过须臾之事。寄此书给你,是因你父与我旧日同仕之谊,不愿曹家无后,望你放心。 可见,曹魏史官可能编造了曹丕暴跳如雷欲杀韩冉的故事。《魏书》历来贬刘抑史,掩盖不少实情,《典略》则试图补记魏史,也不排除夹杂维护之意。 此外,如果考虑时间顺序:曹操正月去世,刘备7月才吊唁,吊丧行为完全合乎礼节;献帝仍为共主,刘备请安理所当然。曹魏借此牵制刘备,也是合情合理。 最后,《典略》称刘备得了回报,然后称帝,也说明此次吊唁意在试探曹丕继位后的态度,达成相互制衡的默契。正如刘备去世后,曹魏派使臣吊唁蜀汉,也是探察新君及诸葛亮动向,各有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