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中领土面积最小的一个。鼎盛时期，其疆域曾达到七百多万平方公里，但到了中期以后，却只剩下四百多万。这种收缩或许可以看作是对蒙古人无节制扩张的一种自然反弹。朱元璋的子孙们，除了朱棣，几乎对开疆拓土没有兴趣，边防政策以防守为主，几乎没有主动出击的记录。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俄国人在被蒙古统治后，反而愈发热衷扩张，而中国则选择了相反的道路，只满足于保卫汉人故土，甚至放弃了对西域的积极经营。土木堡之变之后，明朝便把长城作为主要防线，很少主动出塞作战，这种谨慎几乎成为常态。

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仍然要归咎于朱元璋本人。出身贫寒的朱元璋，在登上皇位后，对子孙极为宽厚，对农民更是体恤入微，田赋设定得很低，军队实行屯田自养，官员俸禄也少得可怜。他本意是减轻百姓负担，让天下安居乐业，然而实际效果却往往事与愿违。 朱元璋驾崩之后，苛捐杂税以各种名义落到农民头上，根源一是国库收入不足以支撑开支，二是官员无法忍受清贫生活，一旦有机会便变本加厉地搜刮民脂民膏。清官海瑞严格遵守朱元璋定下的规矩，却穷得连肉都买不起，还得自己耕地，官职的滋味可想而知。因此，纵观整个明朝，唯有海瑞般的清官屈指可数，贪官如云，不得不说朱元璋的制度设计有些过于理想化，背离了人性，也埋下了明朝覆灭的祸根。

此外，朱元璋将商税与矿税定得极低，这直接导致了官员与商人勾结或官员自己经商现象愈演愈烈。到了明朝中后期，贪官污吏与民间巨贾富可敌国，而朝廷却穷得连军费都捉襟见肘。 万历皇帝能够打出三大征，靠的正是派遣太监到全国收商税、矿税，才积攒出几千万两银子，才有了打仗的资金。当然，这些太监有不少作恶多端，也因此引发了后世对他们长达数百年的批评。明朝大部分时间财政紧张，不愿意对外开战，因为击败蒙古人得不到实质性收益，所以打仗对他们来说不是首选。在这种心态下，明朝不断收缩边防，舍弃土地，也就不足为奇了。

明朝最不明智的举措之一，是放弃了长城以北的土地。从河套到朵颜三卫，本有能力守住内蒙古一线，可明朝缺乏任用胡人为将的胆识与气量，可能是担心重蹈唐朝任用安禄山的覆辙。 在内蒙古东部、辽河上游的朵颜三卫，本是投降明朝的蒙古人。明朝将他们单独编为部落，却没有派人监管，最终养虎为患，朵颜三卫重新投靠蒙古，失去了屏障作用，反而屡屡侵扰边境，祸及关内。河套地区地利于农耕，又与内地相通，本不该轻易丢失。然而，明英宗轻率同意蒙古人从兰州入关进贡，被蒙古人利用漏洞，大批蒙古使臣留在河套南部扎根，几十年后势力渐大，最终迫使明朝放弃河套。

东西两翼失守之后，明朝只能依赖长城硬抗蒙古大军。每当边塞被攻破，北京便立即沦为前线，占用大部分财政与军力。天子守国门听上去固然激昂，实际却不利于国家长远发展——整天想着守住老窝，哪还有余力谋划国家的进步。 明朝初期在西域设有七个卫所，但性质更像朵颜三卫，远非真正明军。随着瓦剌等强大政权崛起，这些卫所叛明而去，几乎是必然结果。对云南的统治，明朝沿袭元朝的土司制度，即传统羁縻制。经历播州等地叛乱后，明朝认识到制度亟需改进，遂推行改土归流，将土司改为流官，以强化实控。然而北方边疆始终不稳，改土归流进度缓慢，至明末仍有大量少数民族游离于官府体系之外。缅甸势力崛起后，对云南土司进行拉拢和威慑，使云南边境形势日益复杂。

真正致命的边疆问题集中在东北。黑龙江的奴儿干都司只存在了二十年便被放弃，明朝无法遏制女真的扩张，只能步步退守。万历年间，明朝尚能以辽东为基地打赢援朝战争，但二十年后，女真在萨尔浒彻底摧毁了明朝最后的机动兵力，迫使明朝退守辽阳。再过二十多年，1644年，女真入关，终夺天下。然而在此之前，明朝已先亡于李自成的农民军。李自成发现崇祯皇帝的内库仅剩数万两银子，而从官员手中却能逼出数千万两白银——所谓藏富于民，此民指的显然是官老爷们，他们自认为也算民，相较于皇帝，这样的理解实在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