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0年，李自成抓住明军全力进攻张献忠的机会，率领起义军挺进河南，意图攻占洛阳。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支原本只有数万人的农民军，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就攻下了当时坚固的军事重镇洛阳。更令人震惊的是，他们还将福王朱常洵下酒，而起义军的规模也迅速从几万扩张到百万，这样的崛起速度在历史上极为罕见。那么，一个平凡的农民出身的李自成，是如何完成这一壮举的？他又为何要将朱常洵做成下酒菜？

要弄清这一切，我们必须先从福王朱常洵说起。朱常洵是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第三子，其母是万历皇帝宠爱的郑贵妃。俗话说子以母贵，因郑贵妃深得皇宠，万历曾打算立朱常洵为太子，但遭到朝臣反对，最终封他为福王，并赐予洛阳这座当时最为繁华的都市。虽然未能成为太子，万历皇帝在其他方面对朱常洵格外优待：洛阳王府的规模几乎比肩皇宫大内，婚礼筹办便耗费三十万两黄金，几乎达到了奢华的极致。

然而，宠爱过度带来的后果很快显现。自1601年朱常洵入洛阳后，他便开始勾结地方官员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派遣府中官役大规模圈地，而自己则沉溺于纸醉金迷、穷奢极欲的生活。《明史》记载，至1640年前后，洛阳连年灾荒，粮食颗粒无收，百姓生灵涂炭。饿死的尸体遍地皆是，甚至有人为了活命食用尸肉，这景象如同人间炼狱。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朱常洵王府内粮食堆积如山，他却宁可让粮食腐烂，也不肯分发一粒救济百姓。朱常洵这种视财如命的行为，引起了民众的极大愤怒，也为李自成的进军提供了最直接的民心支持。

公元1641年正月，李自成的军队在豫西势力壮大。当时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感到形势危急，特地给朱常洵写信，劝他拿出钱粮救济灾民和补充军饷。信中提到：三载奇荒，亘古未闻，村镇之饿死一空，城市皆杀人而食……加以流贼数万，连破鲁山、郏县、伊阳三县，又六日之内连破宜阳、永宁二县，贼势汹涌，窥洛甚急……城中一无可恃，有累卵朝露之危。然而朱常洵对吕维祺的劝告置若罔闻，最终自食恶果，将洛阳拱手让人，断送了自身性命。 十七日，李自成大军兵临洛阳城下，朱常洵被迫派兵驻守四个城门，但部队缺粮且士气低落，许多中下级将领怨声载道，骂王府奢靡不顾百姓生死。在如此情况下，洛阳根本无法守住。果不其然，十八日黎明，驻东关的副将刘见义、罗泰军队在七里河投降农民军，转而助其攻城。王绍禹统帅的西北角守军因贪污军饷，也无心抵抗，士兵纷纷倒戈。二十日晚，数百守城士兵成为农民军内应，杀死守将、捆绑参政王荫昌、火烧城楼、打开北门，农民军如潮水般涌入城中，民众如迎亲人般扶老携幼迎接他们。 李自成攻下洛阳后，朱常洵藏进迎恩寺仍被抓获，随后被打四十大板、斩首，头颅挂于城门示众。农民军更将其尸体剁碎，杂以鹿肉下酒，称为福禄酒，以解心头大恨。朱常洵可谓明朝皇嗣中死得最惨的王爷。攻下洛阳后，民众纷纷归附，起义军从数万迅速壮大到几十万，甚至达百万之众。这背后，关键在于李自成的策略：没收王府财粮，开仓放粮救济灾民，令饥民远近响应，粮食数万石、金银财物数十万两，既支撑军饷，又赢得民心。

李自成的农民军虽然被明军称为贼寇，但其开仓救济百姓的行为却赢得了广泛民众支持。他规定每位起义军士兵每月可领五两银子，吸引了大量灾民加入。不久，远近响应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其势如燎原之火。官兵见势，诸将皆望风而逃，以身赴敌者寥寥无几。李自成得以迅速壮大，形成起义军的主力部队。纵观全过程，他的崛起并非单靠军事才能，而是明朝统治失道民心之结果。正如孟子所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心所向，永远是改朝换代的关键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