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很久以前，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就已经悄然存在，而随着朝代更迭，不同的统治者又赋予了外交不同的理念与手段。汉唐时期，由于国力强盛，他们的外交策略多是强势而直接，往往用武力和威望彰显地位。然而，当宋朝崛起后，局势便截然不同。

宋朝并未像汉唐那样掌控东亚全局，也没有绝对的实力优势。在10至11世纪之间，宋与强敌辽互相制衡，形成一种微妙的力量平衡。随后，金朝的崛起改变了整个东亚格局，紧接着蒙古的崛起又让宋朝成为区域博弈中的中间角色。宋一直处于左右逢源的状态，在这样的压力下，宋朝发展出一套独特的外交理念——消极防御外交。

宋朝的消极防御外交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在五代十国战乱背景下逐步形成的。宋朝建国初期，统治者深知藩镇割据的危险，于是制定了系列重要政策。对内，他们削弱宰相权力，加强皇权，例如规定：凡天下兵籍、武官选授及军师卒戍之政令，悉归枢密院。同时，为防止类似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事再度发生，实施统兵权与调兵权一分为二的政策，即祖宗制兵之法：枢密院有发兵之权，却无握兵之重，京师三帅握兵之重，却无发兵之权，形成上下相维、互相制衡的格局。战事发生时，由枢密院发兵，将帅需御前请旨，防止权力集中。

在对外政策上，宋太祖采取防御策略——敌来掩杀，敌去不追。这种策略源于北宋建国初期频繁战争的经验，也因辽国的强盛让宋太祖不得不小心翼翼，积极采取被动防御。而宋太宗继位初期，曾试图采取更为主动的外交策略，欲收复幽云十六州，实现统一大业。但北伐三次失败，让统治阶层对辽心生恐惧，加之宫廷内部继承问题，宋太宗开始加强中央集权，将精力更多放在内政上，导致对外政策只能采取保守策略。

公元991年，女真曾请求联合伐辽，宋太宗明确拒绝，并告诫大臣：国家若无边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这句话表明，宋朝更关心内部稳定，而非外部扩张。这种消极外交让宋在东亚的声誉受损，附庸势力开始对其心生异念；长期无战事也使军队战斗力下降，面对侵略毫无抵抗能力。

在宋太祖、宋太宗的影响下，宋代外交思想逐渐形成，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我们可以将宋代外交思想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宋代外交思想初步形成期，由太祖、太宗奠定基础；第二阶段（公元997年至1120年），宋金签订《海上之盟》，外交思想开始具有攻击性。宋在对辽岁币的厌倦和对夏的胜利后，逐渐恢复自信，尝试摆脱称臣局面，直到金崛起才找到突破口；第三阶段，自《海上之盟》签订至与金签订绍兴和议，宋面对金的南下入侵，再次回归保守外交策略，但金军攻破京都，掳走徽宗、钦宗，国力大削；第四阶段，绍兴和议签订到金灭亡，南宋在战争前期曾有优势，岳飞、韩世忠数次大败金军，但高宗赵构因投降思想而选择议和，导致未能彻底收复失地；第五阶段，蒙古崛起，宋蒙联合灭金后，宋朝最终被蒙古灭亡。

宋朝外交思想的形成，根源于重文抑武的政策。北宋建立在五代混乱基础上，为防止武人干政和藩镇割据，再度出现，采取兴文教、抑武事，试图以文化稳定天下，并解除武臣权力，加强中央集权。初期重文轻武政策尚能应付南方诸国，获得一些胜利，但在北伐辽时，宋军战力短板暴露无遗。将帅频繁调动，导致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军队缺乏默契，面对辽、金的南下入侵屡屡被击溃。最终，宋朝在重文轻武政策影响下形成了保守外交和消极防御的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