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考试在古代中国被视作通向仕途巅峰的必经之路,它设有三道关卡:童子试、乡试和会试。一个读书人若能顺利通过这三关,再加上殿试(殿试并不淘汰人,仅用于排定三甲名次),便能获得进士功名,从而步入人生的高峰。 那么,那些考中进士的人,又会面临怎样的仕途分配呢?
在清朝,所有进士都会根据殿试成绩划分为三甲。一甲仅三人,分别是状元、榜眼和探花,赐以进士及第称号;二甲人数不等,赐以进士出身;三甲同样人数不等,赐以同进士出身。 从理论上看,凡是考中进士的读书人都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但官职种类繁多、级别各异,具体能担任何种职位,还需通过另一次考试——朝考。 殿试中表现最优的一甲三人,无需参加朝考,直接被分配进翰林院。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官品从六品;榜眼和探花则授翰林院编修,官品正七品。举例来说,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的状元潘世恩,江苏吴县学子,直接被授翰林院修撰。咸丰二年(1852年),他的孙子潘祖荫考中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晚清名臣张之洞,也是以探花身份进入翰林院编修。更早的康熙年间,名臣戴名世,56岁才考中榜眼,也被授翰林院编修。 除了一甲三人,其余进士皆需参加朝考,成绩被分为一等、二等和三等。进士分配时,会综合会试、殿试和朝考成绩。综合成绩优异者,有机会分入翰林院,成为庶吉士;成绩稍逊者,则分配到各部院担任主事,或被派往地方任知县。 道光十八年(1838年),湖南学子曾国藩第三次参加会试,终于顺利通过。但在殿试中,他发挥不佳,仅考得三甲第42名,成绩靠后。在常规情况下,这种成绩意味着大概率要被分往地方做知县,而非在部院任职。曾国藩自然不愿看到这样的结果。 怎么办呢?曾国藩在会试结束后,通过湖南老乡、监察御史劳崇光,结识了当年会试主考官穆彰阿。在穆彰阿的点拨下,他在朝考中大放异彩,取得一等第三名的成绩。道光皇帝在穆彰阿推荐下,又将其名次提升至一等第二名。自此,曾国藩进入翰林院,开启了十年间七次升迁、连升十级的官场奇迹。 相比之下,李鸿章则是典型的实力派。他会试名列二甲第13名,殿试二甲第36名,朝考一等,平稳进入翰林院,成为意气风发的庶吉士,仕途稳健却不波澜壮阔。 当然,不是每一名进士都有曾国藩这样的幸运。大多数在朝考中表现失常的进士,只能按命运安排,分派到部院或地方。实际上,无论是分到各部院当主事,还是分往地方任知县,都各有优势。部院主事主要处理日常公文、上传下达消息,只要与堂官关系处理得当,升迁之路也并非漫长。而在地方任知县,掌握实权,山中无老虎,猴子充霸王,俗话说得好:灭门的知府,破家的县令。知府与知县都是地方上说一不二的主事。 即便在朝考中表现优异、成为翰林院庶吉士,也不意味着仕途顺遂。庶吉士相当于翰林院的实习生,实习期一般三年,由经验丰富的翰林授以学问。三年后,他们须参加散馆考试,以评定升迁去向:一等升为翰林院检讨,从七品正式成为翰林;二等分入各部院任主事;三等则下派地方任知县。 表面上看,散馆考试的二等和三等,与未入庶吉士者的命运相似,但其中暗藏玄机。散馆考试后的分派,二等和三等均直接上任,不需候补,而未入庶吉士的进士则需等待候补机会。 乾隆时期的大才子袁枚,文章与诗作俱佳,却因散馆考试不合格,被外调为沭阳知县。他在地方上深得两江总督尹继善赏识。若非后来厌倦官场,辞官归隐,袁枚仕途必定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