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在《三国志》中曾评价诸葛亮，说他理民之能胜过将略，治军之才胜过奇谋。这里陈寿并非将诸葛亮与他人对比，而是在描写诸葛亮自身的能力特点：他在内政方面最为出色，军事才能次之，而在军中纪律与治军方面更是无出其右。他行事谨慎，按部就班，不喜冒险，这正是陈寿对诸葛亮的真实评价。细看诸葛亮与他几位主要对手的交锋，尤其是曹真与司马懿，就会发现即便在兵力劣势的情况下，诸葛亮往往能够掌握主动，占据上风。曹真绝非演义中被描绘的草包，他是曹操亲自培养出的悍将，智勇双全；司马懿的军事才能更是与庞统不相上下，这些人都在战场上对诸葛亮心存忌惮。

诸葛亮不仅是军事家，更是出色的政治家，他的治国与行兵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尽管六出祁山最终未能彻底取胜，但蜀国的人口却稳步增长，这是何以解释？原因在于每次出兵与魏交战，蜀国所得往往大于所失：每次战役中，蜀军虽然有一定伤亡，但俘虏的魏兵数量更多，这些人被送回蜀国，补充了劳动力。同时，诸葛亮制定了一系列利于生产的国策，使国家经济稳健发展。由此可见，诸葛亮的行军策略虽未彻底征服敌国，却保证了蜀国的稳步发展，形成了六出祁山看似失败实则有序的局面。

诸葛亮的本质是一位政治家，即便身为统帅，他的一切军事行动都是以政治为核心的。他打的并非普通战役，而是政治战争。表面上看，他未能占据新的土地，行动似乎循环于失败，但实际上，依托益州这块易守难攻的地方，他不断通过战争打击曹魏的经济与民心，使蜀国在战争中保持稳健，不断缩小与曹魏的差距。这种能力，是任何单纯依赖武力的军事家难以达到的。即便是白起、韩信那样的顶尖军事家，置于同样条件下，也难以在政治与经济层面兼顾全局。诸葛亮的政治战争策略，姜维未能完全领会，导致蜀国末期陷入穷兵黩武，最终国破家亡。而诸葛亮若不早逝，蜀国的命运或许完全不同，这也正印证了武庙十哲的评价。

有人误解诸葛亮军事能力不足，但实情并非如此。他所处时代，北方已完成统一，与刘邦北伐时北方战乱分裂的局面截然不同。刘邦能够北伐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北方的分裂与混乱。而诸葛亮在蜀汉的地理条件既是优势，也是限制：易守难攻的益州固然安稳，但蜀汉出兵北伐时，却难以持久作战，每次只能快速决战，难以展开长久攻势。

曹魏深谙此理，因此采取守关不出战的策略。蜀军兵力有限，十万之众损失千余人便会影响战力，贸然攻城更是不可承受。子午谷之类的奇谋在实际操作中难以成功，长安城高大坚固，不是蜀军能轻易攻下的目标。若贸然进攻，连魏延率领的一万人都可能葬身其中。这也是诸葛亮谨慎用兵、不轻举妄动的重要原因。蜀地地形险要，后勤供应难以保证长途作战，这些都限制了军事冒险的可能性。

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不可小觑，他在治军、阵法、军事发明上都有独到之处。而很多人评价军事家，往往只看战绩、指挥或计谋，而忽视环境因素。三国鼎立之后，三方战争连绵不断，要在战术上完全压制对手极其困难，除非出现如刘备夷陵之战的重大失误，或关羽失荆州这样的性格缺陷，甚至天气灾害如赤壁的水淹七军、瘟疫等因素，否则单凭战役就要摧毁一个国家几乎不可能。

自三国鼎立之后，内政稳定与统帅能力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此在后期战役中，很难再看到诸葛亮式的奇谋出现。曹操四次伐吴无功而返，其中一次见吴军防御严密便主动撤退；其后曹丕三次伐吴亦未获大胜。即便是军事顶尖的陆逊北伐，也未能取得显著战果。在曹魏恢复期，蜀汉与东吴相互消耗，至诸葛亮北伐时，曹魏的经济实力已远超蜀汉，因此诸葛亮的战略也只能以维持三分天下、稳固蜀国为目标，而非彻底征服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