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元年(618年),李渊在长安登基称帝,唐朝由此正式建立。俗话说新朝始建,万象更新,本应意味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新面貌。然而,李渊在位时期的唐朝却并未呈现出多少焕然一新的景象。最直观的体现便是,他朝中的宰相大多仍是隋朝的贵戚重臣。裴寂、封德彝、宇文士及、裴矩等人,无一不是隋朝权贵的延续。
在李渊时期,真正代表新朝利益、拥有军事功绩的新朝贵胄寥寥无几。寒门士人几乎没有机会触及朝政的核心。地位最高的军事功臣刘文静,还在武德二年(619年)就被李渊处以极刑,头颅落地。留下的军事才俊中,唯有李世民得以存身。于是,问题来了:为什么李渊在位时期,宰相大多是隋朝的贵戚重臣,而非功臣或寒门士人? 这要从南北朝后期的士族格局说起。关陇士族集团在这一时期崛起,北周、隋、唐三代皇帝皆出自这一家族体系。李渊取代隋朝,对于他来说,更像是关陇士族集团内部的权力交接,而非彻底的利益重分。他并不打算大幅触动既得利益格局,尽管偶尔让出一些小利益以收买人心,但利益的大头仍牢牢握在关陇士族及其附属士族手中。 唐朝初年,关陇士族集团及其附属士族的代表,就是原隋朝的贵戚重臣。这也就解释了李渊为何任命的宰相大多是隋朝旧臣——这是确保关陇士族利益的稳妥手段。至于拉拢军事功臣和寒门士人的任务,则交给了李世民。李渊巧妙地以父子之礼约束儿子,既让李世民处理这些新生势力,又压制了他们的利益膨胀,从而兼顾家族和朝廷的平衡。李渊深谙此道,自觉策略得当。他代表关陇士族稳固根基,同时通过儿子压制新兴势力,使自己颇为得意。他曾感叹:至如前代皇王,多起微贱,劬劳行阵,下不聊生。公复世胄名家,历职清显,岂若萧何、曹参起自刀笔吏也!唯我与公,千载之后,无愧前修矣。然而,就在他自得其乐、认为政局稳固之际,历史的巨浪悄然逼近——玄武门之变即将打破这一切精心布置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