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34年的一个傍晚，暮色如墨，五丈原上，诸葛亮带着未竟的北伐大业，悄然病逝。那一刻，他的生命如同晚霞般渐渐消逝，却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无尽叹息。千百年来，围绕诸葛亮的评价众说纷纭，褒贬不一，至今仍难下定论。

在小说与戏剧的笔下，他是忠心耿耿、才智超群的化身；在《三国志》中，他是挽狂澜于既倒、巩固三分天下格局的能臣；而在部分史学家的眼中，他过于谨慎，擅长治国而非用兵。然而，章太炎的独到见解却让人意外：在他笔下，诸葛亮竟可能是借孙吴之手除掉关羽的幕后推手。

那么，诸葛亮究竟是忠诚的治国能臣，还是党同伐异、害死关羽的罪魁祸首？章太炎何以得出此论？作为今天的读者，我们又该如何理解章太炎眼中的诸葛亮？

章太炎笔下的诸葛亮，呈现出浓厚的法家本色。自蜀汉集团创业之初，诸葛亮便是核心人物：从南征北讨，到刘备托孤，再到六出祁山，他始终勤勉如一，是蜀汉集团不可或缺的灵魂人物。相比之下，庞统虽有才华，但效力短暂，难以与诸葛亮相比。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将诸葛亮塑造成忠君爱国、才略超人的儒家典型，体现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然而，章太炎的视角独特。他认为，为了确保蜀汉集团在刘备去世后仍能统一内政、政令畅通，诸葛亮不惜在背后促使孙权偷袭荆州，并在关羽兵败之时未予援助，从而间接导致这位功高无罪的虎臣被除。1900年出版的《訄书》中，章太炎专门以一篇《正葛》探讨此事，正意在匡正，旨在纠正世人对诸葛亮的传统认知。

更令人耳目一新的是，章太炎将诸葛亮定义为法家，而非传统认定的儒家。法家讲求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注重赏罚分明、国家高度集权。在章太炎看来，法家的核心不只是法治，而是防止魁柄下移，确保政令出自一人。正如《管子·国蓄》所言：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政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诸葛亮深知此理，于是推行严格的赏罚制度，无论功勋卓著，还是职位显赫，凡不服政令者皆严惩之。

刘备养子刘封、托孤重臣李严皆未能幸免。在法家眼中，内部团结远比外部疆域得失重要。读到这里，不禁让人联想到近代蒋公攘外必先安内的理念。诸葛亮在面临内部统一与外部胜利的抉择时，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关羽作为一名虎将，虽忠义兼备，但能力出众、难以驾驭，无法融入诸葛亮以法家理念构建的政权体系。

晚年的关羽不仅功高盖主，更常违背联吴抗曹的战略意图。诸葛亮考虑到刘备死后，关羽辈分高、难以驾驭，遂有理由让他成为内部高度统一的牺牲品。章太炎据此比喻关羽之死为萧何之戮韩信，目的在于维持刘备死后的蜀汉集团内部稳定。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章太炎对诸葛亮的这一暗箭行为，并未表现出深恶痛绝，反而有些辩护意味。

正如法国哲学家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即是当代史。章太炎的解读，自然受到他所处时代的深刻影响。19世纪末，中华民族陷入危机：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洋务运动随甲午失败而破产，戊戌变法亦以失败收场。民族危机迫使学子深思治国之道，章太炎便是在此背景下探寻古今治理智慧的人之一。

在《訄书》中，他以借古喻今的方式，借诸葛亮处理关羽战死之事，表达法家思想的现代价值。这不仅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更是当时社会思潮的映照。然而，这种解读，是否就是对诸葛亮的真正评价？

回望隆中对，诸葛亮与庞统齐名，彼时的刘备仅掌握新野一地，势力微弱。幸得诸葛亮筹划，确立先取荆州，后进益州，西出秦川，东进宛洛的战略，为三分天下奠定基础。赤壁之战后，川渝、荆襄稳固，汉中之战大胜曹操，荆州在关羽统率下北进中原，一度形势大好。然而，关羽大意失荆州，战略蓝图破碎，刘备集团被迫偏安川渝、甘陇地区，昔日宏图难以复现。

因此，荆州之失与关羽之死，实非诸葛亮所期望，章太炎片面以法家视角解读诸葛亮除关羽之事，难免失之偏颇。毕竟，当时刘备集团正值事业上升期，诸葛亮尚未有为后世布局的必要，关羽败走麦城时，诸葛亮未必早已谋划其死。

千人千眼，各有解读。章太炎能从繁杂史料中洞见诸葛亮的法家思想，本身已属独到见解。晚年的章太炎在《思葛》中，正视以往误解，坦然称呼诸葛亮武侯，重新赞颂其济世救民的宽广胸怀。一位学者能如此勇于纠偏，严谨而坦诚，其精神，值得后世深深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