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以往史学叙事中，“三十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往往被视为一个不称职的皇帝，而“皇帝”的身份之下，作为“人”的朱翊钧有着怎样的个性与情感，却往往为人所忽略。

徐腾

《万历的紫禁城》 徐腾 著 光启书局

万历朝时局动荡，多变的政治氛围不断影响着紫禁城空间规则的破与立。因此，我在复原出明代万历朝紫禁城的空间布局之后，又在后面加了一个部分，就是当时的人们对紫禁城的空间使用。空间使用是要把建筑放在一个社会环境中，观察建筑和人的互动。毕竟建筑的性质是由发生在其中的活动决定的，有时候一座建筑可能并没有物理上的改变，但是人们使用它的方式和时段变了，建筑在社会中的角色和意义也就跟着变了。

比如在紫禁城外有座太庙，是用来祭祖的，里边摆放着历代皇帝和皇后的神位。但太庙的祭祀过于隆重，而且一年只举办五次。明成祖朱棣觉得次数太少，不足以体现自己的孝心，又因为太庙离皇帝住的地方太远而不方便去祭祀，再加上朱棣并非嫡出，母亲的神位没有放进太庙。于是，朱棣又在紫禁城里修了一座奉先殿，性质等同于家庙。每逢历代皇帝、皇后的忌日，奉先殿里就会举办祭祀活动。

奉先殿的祭祀活动分为三种规格：第一种是派勋臣代表皇帝去奉先殿祭祀；第二种是除了派勋臣到奉先殿祭祀外，还要再派一个勋臣同时到天寿山（即今北京昌平十三陵所在地）的皇陵行礼；第三种的规格最高，那就是皇上亲自去奉先殿祭祀。以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为例，在他的时代，奉先殿里需要祭拜的先祖共有35位。按道理来说，这35位帝后是同等重要的，但是数量太多了，朱翊钧肯定照顾不过来，所以他必然会有取舍。从统计的结果来看，朱翊钧对于创立明代的太祖高皇帝和孝慈高皇后给予了最大的敬意，他分别亲自祭拜了28次和25次，排在诸位受祭皇帝和皇后的前两位。他对改变明代皇室血脉走向的睿宗兴献皇帝（嘉靖帝生父）和慈孝献皇后（嘉靖帝生母）也很重视，各祭拜了23次和20次，排在第三和第四位。朱翊钧亲自祭祀祖父世宗肃皇帝（嘉靖帝）15次，祖母孝洁肃皇后14次，都比祭祀父亲穆宗庄皇帝（隆庆帝）的13次要多。在血缘关系更遥远的其他皇帝和皇后之中，成祖文皇帝朱棣在朱翊钧心目中的地位最高，获得了16次亲祭。曾因“土木堡事变”而沦为囚犯的英宗睿皇帝也得到了朱翊钧不少的关注，他获得了15次亲祭。获得同样次数的还有武宗（正德帝）的孝靖毅皇后，但有趣的是，武宗自己却只获得了朱翊钧的10次亲祭。另外，他在两个时间段内非常频繁地前往奉先殿祭祀先祖，一个时间段是万历十年（1582年）到万历十三年（1585年），另外一个时间段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到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这种积极性上的差别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空间使用视角和传统建筑史的技术史视角最大的不同，在于将关注点从物质转移到了人上，其中最关键的观察指标是人的身体。这是一种理解历史人物的新方法。过去的历史研究主要通过记录下来的事件和留存下来的物件来理解人，但是人在空间中的经历，也可以成为一份别开生面的历史材料。毕竟，我们身体行为的背后都有自我意识，而意识又深刻地受到了社会关系的影响。正因如此，空间使用对历史研究的贡献，除了让我们理解建筑在特定社会环境下的属性和意义，更为关键的是，可以帮助我们走进历史人物的内心。比如从朱翊钧分配给各位帝后的亲祭次数中，可以窥探其内心的亲疏与偏重。

身体与空间的关系能提高历史观察的“分辨率”，这是它独有的优势，甚至能帮助我们进一步探究一些著名的历史八卦。朱翊钧三十年不上朝，同样可以从身体和空间的角度来理解。这其实就是朱翊钧选择了自我封闭，他把自己关了起来，不愿再和外界有过多联系。但是他在不接触文官的前提下，还得跟他们较劲，就不得不使用各种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的手段。

朱翊钧住过哪些地方？他在哪里登极？登极是什么流程？需要到紫禁城的哪几个地方？他在哪里上朝？他在哪里上学？他喜欢这样的学习工作方式吗？他有什么机会可以去到紫禁城的外面？朱翊钧的指令如何传达全国各地？朱翊钧为什么突然消极怠工？他躲着不见官员的原因是什么……以上这些问题构成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透过这些具体而微的问题，我希望能在更高的“分辨率”上，观察和理解个人的意志、紫禁城空间和明代晚期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

（作者为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