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助周灭商的庸国，春秋时期与楚国缠斗100多年，最后从十堰跑路了
湖北西北部，位于十堰市的竹溪、竹山、房县，以及神农架一带，在西周至春秋初期，曾是庸国的势力范围。那时的庸国，已经在夏王朝时期作为上古部落大国存在。
庸国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在西周时期，响应周武王号召加入反商联盟，是八大牧誓诸侯国中的重要一员，名列首位。其余诸侯大多是庸国的附庸或从属国，显示出庸国在当时政治格局中的强大影响力。庸国国力鼎盛之时，其领土范围广阔：以今天湖北十堰市竹山县为中心，北临汉水，西跨巫江，南接长江，东至武当山，国都大约位于竹山县西南一带。 西周时期，周武王灭商后对诸侯进行分封，庸国被授为侯国，成为西南方伯之国。方伯是区域内诸侯的统辖者，有时可以代行天子的行政命令。然而，由于地理偏远，西周对庸国、巴国及荆楚一带的控制力有限，这一地区的诸侯国长期呈现领土动态平衡，彼此此消彼长。庸国与巴国曾长期并立为区域双雄，但随着楚国逐渐崛起，这一格局开始被打破，楚国首先蚕食庸国的势力范围。 从楚若敖到楚武王的三代君主，都在江汉平原上逐步扩张土地，楚国已经占据了江汉平原近三分之一的领土。楚国以农耕立国，国力稳健增长。楚武王设立权县，由国君直辖，使楚国的财政和军力更为雄厚，也不可避免地与庸国在地区领导权和话语权上产生冲突。 楚若敖的祖父赐封给其子夔国，位于庸国南方，属于百濮部族的势力范围。百濮是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联盟长以濮国国主身份与周王室及周边诸侯交往、斡旋。而楚若敖赐封给其子斗邑，在庸国北边，与郧国相邻。首任封君公子斗叔与郧国公主联姻，使斗邑在北方地区颇具影响力。南夔国、北斗邑，加上楚国本土，从南北东西三面形成对庸国的夹击态势。楚武王发起的沈鹿会盟，也称汉东峰会，正好契合了区域稳定发展和对话的需求。庸国需要在峰会上发声，寻找盟友以制衡楚国的扩张势头。庸国距离鄾国上游的水路多为两三天的行程，前往汉东峰会约需20天单程。峰会本质上是社交场合，由楚武王主持，诸侯们初次见面，既喝酒聊天，也暗中探底摸虚，互相观察对方实力和意图。 汉东峰会共计十四个诸侯国参会：巴国、濮国、庸国、郧国、绞国、鄾国、贰国、轸国、罗国、申国、邓国、江国，以及主办方楚国和承办方沈国。各国国君都给予楚武王面子，响应倡议，发表联合公报，实现了会盟的框架性成果。从地域来看，十四国分为汉水西岸与东岸两大阵营。西岸传统大国巴国、庸国，加上新崛起的楚国与重组的濮国，局势微妙；东岸以邓国、申国为主，他们隔江相望，数百年来习惯了潮起潮落，认定楚国或许只是浪尖上的先行者，后浪仍会涌来。 自然，一次峰会无法解决根本分歧。庸国未能从楚武王处获得实质利益，而楚国当时尚无压倒性优势。双方在江汉平原的拉锯持续，直到楚庄王即位，他在第三年联合秦国、巴国发动秦巴楚三国联军，一举灭庸，公元前611年，这距汉东峰会整整93年，可谓百年兴衰。 庸国的国力由此可见一斑。作为侯国，庸国的历史和地位远高于春秋后期被世人诟病的杞国，后者被灭国后衍生了“杞人忧天”的成语。与之语义相近的“庸人自扰”，则出现在唐朝，反映了庸国前后强弱落差对文字文化的影响。 “庸”字原义为“行事能变通”，带有极高的能力象征；而后世引申为“平常、不高明”，形成中性词义，这种180度的字义转变，恰与庸国的兴衰变迁紧密相连。可想而知，庸字从“灵活能干”到“平凡普通”的演变，大约完成于唐代，唐朝读书人通过史籍研读，庸国的历史至少在文化层面留给后人深刻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