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依旧在每三年举行一次的传统下进行，但这一年却充满了不同寻常的意义。按照惯例，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通常的科举年是地支纪年中的丑、辰、未、酉年被称为大比之年，而1905年宣布废除科举的上谕，恰好不是大比之年，意味着1905年并没有举行会试与殿试。实际上，清朝科举制度的最后一次会试与殿试发生在前一年，即1904年甲辰年。那一年，三位在甲辰年科举中脱颖而出的学子，刘春霖、朱汝珍和商衍鎏，分别成为了状元、榜眼和探花。而刘春霖，时至晚年，回首这一切时，他曾在自传中这样称自己：第一人中的最后人。

1904年的甲辰年科举，原本是一场按部就班的常规科考。然而，由于恰逢慈禧太后的七十寿辰，朝廷特别将这一年的科举考试定为恩科，以示对太后的祝贺与尊重。主考官的阵容也异常豪华，由协办大学士裕德、吏部尚书张百熙、左都御史陆润庠和户部尚书戴鸿慈共同担任，而陆润庠本人在同治年间便曾获得甲戌科状元，这一切为这场科举增添了几分历史的厚重感。会试时的试题涉及了诸如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所得论这样的复杂题目。

会试结束后，如何从众多考生中选出头名，成为了考官们的焦点。各路高官纷纷力荐自己心仪的候选人。陆润庠推荐了来自直隶的刘春霖，他赞叹刘春霖的书法端正、工整，并且认为他的作品在所有考生中最为出色。而张百熙，作为湖南人，也力荐了自己家乡的考生谭延闿。张百熙提到，尽管湖南出过多个状元、榜眼、探花，却没有一个能登上会元的位置，他觉得谭延闿的作品无论书法还是文辞都堪称完美，并恳请各位考官特事特办，将谭延闿推为会元。在此情形下，其他考官们也无法直接反驳张百熙，只好默许。谭延闿最终成为了会元，而这位湖南的学子日后不仅积极参与了立宪运动，还曾出任湖南都督，后来更加入了孙中山的国民党，投身于北伐战争，最终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要职，直到他成为了行政院长，可见这位才子最终未曾让湖南丢脸。

然而，接下来的殿试却让考官们面临了更为复杂的局面。经过会试的推举，谭延闿的名字并未出现在殿试的前列。考官们十分谨慎，因为他们知道，慈禧太后对与叛贼谭嗣同同姓的湖南人并不感冒。经过反复考虑，主考官们决定将广东考生朱汝珍排在了第一位，期待太后的最终决定。没想到，当慈禧太后看到朱汝珍的名字时，她的脸色瞬间变得严峻，考官们顿时陷入了恐慌。原来，太后心中深藏着对光绪帝宠爱过的珍妃的厌恶，而与她有关系的广东籍人物康有为和梁启超，也是她所极度反感的对象。正当大家陷入紧张的气氛时，慈禧太后的表情却骤然转晴，变得如春风般和煦。原来，太后发现了刘春霖的名字，她认为这个名字寓意着春风化雨，能够带来安宁和福祉，并且刘春霖的籍贯肃宁，也象征着大清肃静安宁。太后欣然批示：第一甲第一名，并同样让朱汝珍和商衍鎏位列榜眼和探花。此时的科举决策，可谓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些许迷信和胡闹的色彩，但也为这三位才子注入了一份历史的传奇。

说到这三位状元、榜眼和探花的命运，他们的后半生同样充满了跌宕起伏。刘春霖成为了当时的翰林院编修，学术上有着极深的造诣，尤其在文字学、历史学和军事学方面颇有建树。之后他还曾前往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留学。民国成立后，他曾担任大总统府秘书。然而，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刘春霖因国难深忧，拒绝了亲友为他举办60岁生日庆典，而在1934年，伪满洲国的总理郑孝胥曾以重金邀他担任高官，但他断然拒绝。作为一位忠诚的知识分子，刘春霖的一生既充满了荣誉，也因时局的变迁经历了种种挣扎与抗拒。

朱汝珍则在清朝的南书房任职，最终成为翰林院编修，后来前往日本法政大学继续深造。在清朝政府第一次法官招聘考试时，他被任命为贵州主考官。伪满洲国建立后，溥仪被扶持上台成为清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朱汝珍曾应邀前往长春看望溥仪。当时，溥仪暗示他参与恢复皇朝的事务，但朱汝珍以年老体弱为由婉拒了。抗日战争期间，朱汝珍积极参与募捐义演，并协助抗日活动。1942年，朱汝珍在北京去世，享年72岁。 商衍鎏则以学术和书法闻名，曾任翰林院编修、文渊阁校理。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广东省政协常委等职务。1963年，他逝世，享年88岁。他一生致力于文化事业，也在学术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