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惠山在下雨。
不是雪,是雨。细细密密的,打在脸上凉飕飕的,把路上最后那点残雪冲得稀烂。泥巴路一脚下去,能陷半个鞋。
我在这个山沟沟里转了两天。
问了好多人,走了好多路,敲了好多扇门。有的门开着,里面的人摇头;有的门关着,敲半天没人应;有的门开着,里面的人看着我,像看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人。
第二天傍晚,终于有人指了一条路。
“村东头,靠山那边,有间小草房。住着一个女人,带着个孩子。好像是从北边来的。”
我顺着那条路往前走。雨小了,雾起来了,山腰上白蒙蒙一片,什么都看不清。
草房很矮,墙是土坯的,屋顶盖着玉米秸,压了几块石头防风吹。门口堆着几捆柴火,湿漉漉的,像刚劈的。窗上糊着塑料布,破了个洞,用块布头塞着。
我站在门口,心跳得厉害。
抬手,想敲门。手停在半空,又放下了。
深呼吸。再抬手。
敲了三下。
里面静了一下。然后有脚步声,很轻,很慢,像怕踩碎什么。
门开了。
她站在门口,比走的时候更瘦了。颧骨高高的,眼窝深深的,脸上一点肉都没有。头发用根布条扎着,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袖口磨出了絮。
她看见我,愣了。
就那么愣在那里,像被人点了穴。
“崔姑娘。”我说。
她张了张嘴,没出声。
然后眼眶红了,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一滴,两滴,砸在门槛上,砸在那双露着脚趾头的布鞋上。
她想说什么,可嘴唇哆嗦着,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我也说不出话。
就那么站着,隔着那扇矮矮的门,隔着那两年的雪和雨,隔着那一千多里的路,看着她哭。
屋里传来咳嗽声。很小的声音,像猫叫。
她擦了擦脸,侧身让我进去。
屋子很小,一张炕,一个灶,一张桌子。炕上躺着个孩子,七八岁,瘦得皮包骨头,盖着一条薄薄的棉被,脸烧得通红。
是那个孩子。
那个等了三天的老太太的孙子。
我走过去,蹲下来。孩子闭着眼睛,眉头皱着,呼吸很重,呼哧呼哧的,像拉风箱。
崔姑娘站在旁边,轻声说了几句话。声音很轻,像怕吵醒孩子。
我听不懂,可看懂了。
她说,病一直没好。时好时坏。好了能下地走两步,坏了就躺着烧。没钱去大医院,就在村里抓点药,熬着。
她从灶台上端出一个碗,里面是半碗糊糊,玉米面的,稀得能照见人影。她把碗放在炕沿上,用手摸了摸孩子的额头,叹了口气。
我看着她,看着这个瘦得脱了相的女人,看着这个住着漏雨草房、带着生病孩子、喝着稀糊糊过日子的女人。
她是我认识的那个崔姑娘吗?
是那个每天下班领两个包子、小心放进布包里的人吗?是那个给我织了十六双袜子、针脚一年比一年细的人吗?是那个走的时候鞠了三躬、说“厂长好人”的人吗?
是。
就是她。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沓钱——来之前取的,五万块,用塑料袋包着,怕淋湿。我放在炕上,推到她面前。
她看着那沓钱,愣了好一会儿。
然后摇摇头,推回来。
“拿着。”我说,“给孩子看病。”
她还是摇头。眼泪又下来了,可嘴抿得紧紧的。
她又说了几句话。这回我听懂了一个词——“厂长”。
她说的是:厂长,我不能要。
“为什么?”
她低下头,半天没说话。
雨打在塑料布上,啪啪的。孩子翻了个身,又咳嗽起来。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红红的,可那眼神,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怯怯的,是渴求的,是不安的。现在呢?是平静的。是那种把什么都想明白了之后的平静。
她说了一长串话。声音很轻,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我听着,虽然大部分听不懂,可那意思,像刀子一样,一刀一刀往心里扎。
“厂长,你回去吧。”
“厂子开了,我知道。有人告诉我了。”
“可我回不去了。”
“这个孩子,我答应过他奶奶,要把他养大。”
“他是朝鲜人。我也是朝鲜人。”
“厂长,你是中国人。你有你的家,你的老婆,你的孩子。”
“我们……不是一路人。”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想说厂里给你留了位置,第三排靠窗,光线最好的那个。想说窗台上放着那个线轴,缠着那截白线头。想说我一直在等你。
可她看着我,轻轻摇了摇头。
那一下摇头,把什么都摇碎了。
她蹲下来,从炕沿下面摸出一样东西。是一双袜子,灰色的,崭新的,针脚细细的。
她递给我。
我接过来,翻过来看。里面缝着一个小布条,上面用歪歪扭扭的汉字写着:
“厂长好人”
和以前那些,一模一样。
她把袜子塞到我手里,然后退后一步。
鞠了一躬。
和两年前一样,直直地,深深地。
站直了,又鞠一躬。
再站直了,再鞠一躬。
三鞠躬。
然后她抬起头,看着我,说了最后一句话。
这句话我听懂了。
“厂长,忘了我。”
那天晚上,我住在村里的一个老乡家。炕很凉,被子很薄,可我一夜没合眼。
怀里揣着那双袜子,灰色的,崭新的。
脑子里一直转着那句话。
忘了我。
忘了我。
怎么忘?
那个第一次来厂里、瘦得跟竹竿似的、问我“能带回去吗”的人。那个每天领两个包子、小心放进布包里、抱在怀里的人。那个给我织了十六双袜子、针脚一年比一年细的人。那个走的时候鞠了三躬、说“厂长好人”的人。
怎么忘?
窗外的雨停了。雾散了。月亮出来了,又大又圆,照在山沟沟里,照在那间矮矮的草房上。
她在里面。带着那个孩子。喝着稀糊糊。熬着日子。
她让我忘了她。
可她给我织的袜子,还在我怀里。
温热温热的,像她的体温。
忘不了。
这辈子都忘不了。
天亮的时候,我走了。
没去告别。
站在她门口,把那沓钱塞进门缝里。五万块,够那孩子看一阵子病了。
然后转身,走进雾里。
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
那间草房,矮矮的,小小的,在雾里模模糊糊的,像随时会被风吹散。
门口,好像站着个人。
瘦瘦的,小小的,穿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
我看不清。
雾太大了。
也可能是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