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朱允炆萌生削藩之意时，曾有人向他提出借鉴汉朝推恩令的策略。建文大臣高巍便劝道：今盍师其意，勿行晁错削夺之谋，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他的话里有深意：不要照搬晁错那种武力削藩的做法，而应效仿主父偃的推恩令，以柔和而稳妥的方式削弱藩王。实际上，高巍所倡导的削藩方法，思想上虽与推恩令一脉相承，但关键在于保持国家安定，既不引发大规模藩王反抗，也能逐步削减藩王的权势。

众所周知，明朝的藩王与西汉的诸侯王有着本质区别。汉朝诸侯王拥有实质封地，而明朝藩王则是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简单来说，明朝藩王没有实权管辖地方民政，也不收税、不掌政务，他们的权力更多是象征性的爵位和俸禄。因而汉代以推恩令瓜分诸侯王封地的方法，在明朝显然无法直接适用，因为明代藩王根本没有封土可分。

因此，高巍提出的削藩之策并非以地侯之，即通过让诸侯国分为若干侯国，将原有封土依次分给子孙；而是以权分子，也就是将原本只属于藩王世子一人的权力，平分给藩王所有子嗣。这种做法更切合明初藩王的实际情况：他们手握军权和护卫，却没有民政权，高巍的策略正是针对这种结构设计的。

明初洪武年间，朱元璋为了稳固新兴大明王朝，借鉴历代分封制度，创造性地建立了独具特色的明代藩封制度。自1370年起，他将自己的24个儿子及1名从孙分封到边疆和内地重要城市。为了确保这些藩王能够防御外患、保卫王室，朱元璋赋予他们极大的军事权力。每位藩王配备亲卫护卫军，少则千余人，多则上万人，并且拥有提兵专制权，可直接调动当地军队。虽然藩王没有地方民政权，但他们凭借这些军权，足以对中央的地方控制产生实质影响。

因此，高巍提出削藩之策的核心目的，就是削弱藩王手中的军权。他借助推恩令的思想，将藩王权力平分给子嗣，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达到削弱藩王实力的目的。 以镇守宁夏的庆王朱栴为例，他不仅拥有左、右、中三护卫，兵力超过万人，还掌管庆阳、宁夏、延安、绥德四卫事务，直辖马步军士。照常理，这些权力本应由世子继承，但按照高巍的方案，这些权力要平分给朱栴的六个儿子。长子朱秩煃虽继承宁王爵位，但只能独得一个护卫营，其余二个护卫营须与其他五子共享。高巍的削藩方案在本质上与汉朝推恩令如出一辙，他精准利用了人性的贪婪：藩王子嗣为了争夺权力必然内讧，即便和平分割，也能在数代之后彻底削弱藩王实力。明朝对藩王亲卫数量有严格规定，经过几代分割，藩王手中的兵力将寥寥无几，失去与朝廷抗衡的资本。

高巍提出此策之时，户部右侍郎卓敬进一步提出在北诸王，子弟分封于南；在南，子弟分封于北的异地分封方案。此举旨在瓦解藩王对地方的控制：一代藩王虽可掌控一地，但其子孙被分封到异地，无从延续影响力。如此实施，藩王对中央的威胁将永久削弱，因为他们根本无法在某地扎根。

卓敬还特别指出，燕王朱棣智勇超群，雄才大略，北平地理优势显著，士马精强。若要实施削藩，首当其冲便是燕王，宜改封南昌。如此一来，一旦发生变局，朝廷便可掌控全局，而其他藩王自然难以成事。卓敬的计策极具毒辣，若朱允炆采纳以权分子与异地分封两策，削藩成功率将大幅提高，几乎可谓大业可成。

可惜，朱允炆最终未采纳此策，而是选择了黄子澄提出的先干掉弱小诸王，再伺机削燕王的武力削藩方案。当时武力削藩策略有两种：黄子澄的先弱后强，与齐泰的先强后弱。从历史评价来看，高巍与卓敬的方案为上策，齐泰为中策，而黄子澄的方案显然是下策。朱允炆却偏偏选了这条最冒险的路，最终酿成惨败。

那么，朱允炆为何偏向黄子澄的先弱后强？原因主要有二。第一，黄子澄的影响力。自朱允炆幼时，黄子澄便伴读左右，不断灌输藩王很弱，朝廷很强的理念。当朱允炆请教削藩之法时，黄子澄便说：诸王仅有护兵，只能自守，有变可以六师监之，谁能抵挡？汉朝七国虽强，最终亦被灭。这种思想深植朱允炆心中，使其轻视藩王实力，自觉用武力即可镇压。第二，朱允炆操之过急。高巍与卓敬的策略稳妥有效，但见效缓慢，需要数代方能显效。对于初登基、急于立功的朱允炆来说，他无法耐心等待，且受黄子澄、齐泰煽动，最终选择速战速决的下策。

于是，朱允炆按先弱后强下手。1399年，他派曹国公李景隆突袭开封，逮捕宁王朱橚，废为庶人并禁锢于应天。随后，代王朱桂、湘王朱柏、齐王朱榑、岷王朱楩等相继自杀、被废或禁锢。此时，朱允炆自以为雄心已展，殊不知，他的动作已经惊动了北平的燕王朱棣。 朱棣早已洞察一切，他没有立即反击，而是静观其变，暗自谋划。朱允炆与身边书生大臣们以为计划天衣无缝、雷霆一击即可致朱棣于死地，殊不知真正的对手早已未雨绸缪，只是在等待最佳时机，一击便可扭转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