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衰败，根源可以追溯到武则天的统治。她恢复了汉宣帝刘询开创的政策，开始向周边国家和异族发放保命符，这种行为虽然看似善意，却成为了一个深刻的隐患。那些曾被太宗和高宗统一的唐朝周边异族，在武则天的保命符政策下纷纷恢复了独立，并逐渐重新崛起。同时，武则天还加强了对关陇集团的打击，致使唐朝的军事力量严重受损。她这一政策，不仅没有止步于她自己的统治期，反而在唐朝后来的历代君主中根深蒂固。李隆基继位后，深知大唐盛世的辉煌，但他既没有太宗高宗那样卓越的治国之才，也没有明智的军事策略。加之李隆基一方面无能善用人才，另一方面又妄想恢复太宗、高宗时代的疆域，于是便发展了地方藩镇，结果使得朝廷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局面。

李隆基对待异族的政策，与前朝帝王相比，有着天壤之别。太宗、高宗那种吞并异族、开疆拓土的雄心壮志，李隆基却没有勇气延续，而是走上了类似刘询那种姑息养奸的保命符政策。此时，李隆基不仅在扩大藩镇的势力，且依然继续向周边国家和异族发放保命符。这样一来，唐朝不仅不能吞并、消灭周边的敌人，反而让这些异族逐渐强大，而国内的藩镇则逐步拥兵自重，形成了分裂的局面。直到安史之乱爆发，这一切才暴露无遗，周边那些曾因保命符政策而得以自保的异族，如回纥、南诏、吐蕃等，也趁机发动了攻击。安史之乱最终导致唐朝失去了对西北的控制，并进一步加剧了藩镇叛乱的局面，局势日益严峻。

回望安史之乱前的唐朝，和西罗马帝国的末期有着惊人的相似。原本应该是军队核心力量的军事贵族，沉迷于奢华的生活，疏于对国家的治理和军事建设。随着武德的荒废和土地兼并，原本属于士兵的自耕农大量破产，导致兵源枯竭。唐朝不得不依赖募兵制，形成了以外族为主的雇佣军，尤其是北方的精锐部队，几乎完全由胡人组成。实际上，当时的唐朝军队，已经演变成了一支由外族雇佣军组成的军队，对中央政府的忠诚度远低于预期，随时可能出现反叛的风险。

当安史之乱爆发时，长安城的命运与罗马城类似，遭受了野蛮的劫掠。唯一的区别在于，唐朝虽然面临重创，但勉力坚持下去，艰难地延续了一段时间。这一切表明，家天下制度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它要求最高统治者必须具备卓越的政治智慧、治国才能，甚至包括军事战略的能力。而要培养出这样的人才，需要极为艰苦的成长环境以及贤明的亲朋好友的支持。家天下制度的弊端在于，它在国家面临危机时，往往难以提供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和灵活的地方治理权力，从而导致治理体系的失败。

河北藩镇长期与唐王朝对抗，成为朝廷的一大隐患。事实上，在宋代以前，河北的割据现象几乎是常态。从秦汉、三国到南北朝，河北大平原作为农牧交界地带，一直是割据局面的重灾区。而在运河没有建立之前，中原地区的兵员和粮草运输都存在巨大的困难，尤其是在北宋北伐时，后勤支持经常跟不上，导致了兵力分散，遭到敌军的包围。不同于唐代，宋代经过一系列的强干弱枝改革，河北的割据问题得到了缓解。实际上，唐代的四周民族几乎同时崛起的局面极为少见，甚至清朝也仅在部分时间段内经历过类似情形。

唐朝的根本问题，还在于农耕时代生产力的局限性。军事作为一项高度专业化的体系，必须依赖传统的世兵制或征兵制来保障兵员。随着战争烈度的提升，传统的征兵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战争需求，必须转向募兵制。同时，由于生产力的制约，古代的军政往往没有完全分开，后勤体系也缺乏独立性。信息传播的滞后，使得军事指挥官往往不得不兼任行政职务，才能应对突发的局面。

此外，由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边防军队与禁军的转换，实际上成为了天子守国门的模式。在唐代之前，游牧民族主要集中在西北，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游牧力量逐渐向东北转移，这使得唐朝不得不面对来自两个方面的敌人，导致了关中地区的军力不足，河北局势则变得动荡不安。最终，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这两支强力方面军元气大伤，迫使朝廷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也为后来的政治动荡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