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民国初年的中国，正处在一个群雄割据、军阀混战的时代。自从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崭露头角，成为近代军阀崛起的标志起，中国的近代历史便接连经历了护法运动、直奉战争、北伐战争、中原大战等一系列地方势力的你方唱罢我登场。自北洋军阀之后，各地陆续出现了奉系、直系、皖系、晋系、滇系、桂系、粤系、黔系、川系、疆系，以及冯玉祥的西北军、甘宁青马家军等多达十余个实力派军阀，彼此明争暗斗，形成了地方割据的格局。

即便是后来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政府统一全国，这种地方军阀的影响力也未彻底消失。即便到了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各军阀之间的明争暗斗也从未真正停歇。今天，我就开个小新坑，来讲讲民国时期各大军阀势力的前世今生。今天的主角，是北洋系的前身——开启地方军阀自治先河的湘军与淮军。

民国军阀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地域色彩，其根源其实还要追溯到大清末年。道光末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势力崛起，十余年间几乎将清朝十八省的六百余城刮了一遍。面对如此浩劫，清廷的八旗、绿营早已腐化无能，战斗力近乎为零。于是朝廷决定重启团练制度，以地方自卫的形式对抗太平军。

何为团练？简而言之，就是地方民兵，这种制度在中国古代早有先例。《水浒传》里就不乏团练使的描写，单廷珪、魏定国在投梁山之前都曾任地方团练使，而大文豪苏东坡也曾担任过团练副使一职。到了明朝，单独的团练武装逐渐消失，地方民兵虽然存在，但统辖权归官军将领掌控。清朝对团练制度的恢复，其实早在嘉庆年间就有先例。由于白莲教起义，八旗和绿营无法应对战乱，大臣便上疏请求恢复团练乡勇制度，让地方士绅自行训练，费用自理，也就意味着谁出钱，谁指挥。

因此，在曾国藩成立湘军之前，团练制度在清朝已相当普遍。即便在湖南境内，他未来的儿女亲家罗泽南也比他早练兵。正值曾国藩丁忧在家的那段时间，太平军攻入湖南，他便以当地已有的团练乡勇为基础，组建湘军与太平军作战。湘军自然以湖南人为骨干，超过八成的将领皆为湖南籍。然而，太平军中也有大量湖南人。于是民国时期有人形象地说：中国若是古希腊，湖南定是斯巴达；若是德意志，湖南即是普鲁士。那股武德之气，实在令人震撼。最终太平天国被平定，虽然一大患被剿灭，但地方军阀的势力也随之在清朝扎下了根，终清一代，始终未能消除。

几乎与曾国藩组建湘军的时间同步，李鸿章也在安徽合肥组织团练。当时他随工部左侍郎吕贤基返回家乡，筹建地方武装。因安徽地处长江与淮河之间，这支团练便得名淮军。然而安徽战事不利，他的上司吕贤基以及湘军名将、时任安徽巡抚的江忠源相继兵败自杀。初出茅庐的李鸿章，只能投奔曾国藩求援。为什么是曾国藩？原来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是同科进士，关系紧密。在古代，同科进士意味着深厚的人脉与信任，而曾国藩本人又是兵部右侍郎、道光宠臣穆彰阿的学生，地位显赫。于是两人结下师徒关系，曾国藩对李鸿章格外照顾。

期间，李鸿章曾担任曾国藩幕僚，起草弹劾安徽巡抚翁同书的奏章。翁同书本人能力平平，但其弟翁同龢身份显赫，是咸丰朝状元，曾任两任皇帝师傅。因而翁同龢日后多次刁难李鸿章，甚至中断北洋水师采购装备的拨款，可谓北洋水师战败埋下伏笔，而这根子，正是从曾国藩时期便埋下的。

太平天国平定后，曾国藩主动上表请求裁撤湘军，湘军势力开始衰弱。但李鸿章的淮军在剿灭太平军过程中逐渐壮大。因曾、李两军关系密切，湘、淮两军人才互相渗透。例如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最初是太平军成员，后投降湘军，再转为淮军将领。类似情况比比皆是。于是，即便湘军裁撤，东南地区对朝廷的依附也已松动。

大名鼎鼎的刺马案，就有一次曾国藩与慈禧的权力较量背景。后来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湘、淮元老们几乎袖手旁观。1900年，慈禧以光绪名义对十一国宣战，当时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安徽巡抚王之春、广东巡抚德寿等地方官员拒不奉诏，还私下签署《东南互保条约》。李鸿章的心腹盛宣怀更下令扣留宣战诏书，并电告各地督抚不必奉诏。这些势力多出自湘、淮军背景或政治盟友，大清朝廷对地方已失控。 袁世凯的崛起，也与淮军息息相关。其叔祖父袁甲三曾是淮军元老，随吕贤基赴安徽组建淮军。袁世凯名字中的凯字，即寓意其出生时前线得胜之意。袁世凯初从军，投奔淮军将领吴长庆，而吴长庆又是其养父袁保庆的结拜兄弟。甲午战败后，朝廷需组建新军，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胡燏棻（李鸿章幕僚）挑选出的新军力量中，袁世凯获得认可，接管定武军。这支承载淮军血脉的新军，便是后来北洋军阀的雏形。

这，就是下一期故事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