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发表于《杜甫研究学刊》2026年第2期，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李辉老师授权发布！

论《诗经·江汉》中的“王命”书写

——兼论周代歌诗创制的“前文本”问题

李 辉

〔摘 要〕《诗经·江汉》中有多处以“王命召虎”的形式领起宣王的命辞，但各家对“王命”的次数、时地、背景却多有分歧。结合西周册命典礼、册命金文书写情况，可知《江汉》有且只有一次“王命”，其命辞作于召虎征伐淮夷、经营江汉凯旋后，宣王于岐周褒奖、赐命召虎的典礼上。诗中叙及出征、誓戒、经营等情形，都是在功成赐命典礼上的追述。“江汉浮浮”“江汉汤汤”及“江汉之浒，王命召虎”的表述，与王命的实际时地并不相关，宣王并未亲赴江汉赐命。诗以“江汉”起兴点染，且形成部分重章的乐章效果，是以命辞为“前文本”、敷衍成诗乐的常见艺术手法。这种据“前文本”改编入乐的歌诗创制手法，在《诗经》中运用广泛，体现了周代王官撰作职能的互通与文本的互动，反映了礼乐歌诗书写的独特兴趣和价值。

〔关键词〕《江汉》 王命 册命 召虎 前文本

《诗经·大雅》中《崧高》《烝民》《韩奕》《江汉》《常武》等诗都与宣王赐命诸侯公卿有关，描述了赐命的具体礼仪、命辞与赏赐。此外，还叙述了赐命对象的出身家世、道德事功，如《崧高》《烝民》，以及赐命之后回到封地的相关情况，如《崧高》《韩奕》。其中，《江汉》尤其值得关注，其诗六章都紧密围绕赐命礼仪、王命命辞展开，呈现出以赐命系领诗之结撰的特点。历来《诗经》注家也注意到《江汉》的这一特点，但诸家在王命的次数、时地、背景等方面却存在不少的分歧。

一、《江汉》王命次数、时地异说考辨

《江汉》诗原文如下：

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既出我车，既设我旟。匪安匪舒，淮夷来铺。

江汉汤汤，武夫洸洸。经营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国庶定。时靡有争，王心载宁。

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来旬来宣。文武受命，召公维翰。无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锡尔祉。

釐尔圭瓒，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锡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万年。

虎拜稽首，对扬王休。作召公考，天子万寿。明明天子，令闻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国。[1]

《江汉》诗中出现了两次“王命召虎”这样明确的“王命”叙述，其他章节也多有涉及赐命的内容。首章《郑笺》指出：“宣王于是水上命将率，遣士众，使循流而下滔滔然。其顺王命而行，非敢斯须自安也，非敢斯须游止也，主为来求淮夷所处。”孔疏释郑说：“宣王不于京师命之，而于江、汉之上命者，盖别有巡省，或亲送至彼也。”[2]可知郑玄、孔颖达认为，首章记述宣王于江汉之上命召虎伐淮夷，属于第一次王命。第二章继言召公受命伐淮夷，战胜告功于王。《郑笺》曰：“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复经营四方之叛国，从而伐之，克胜，则使传遽告功于王。”[3]可知召公仍留在江汉继续经营，并未凯旋见王。第三章“江汉之浒，王命召虎”云云，《郑笺》：“王于江、汉之水上命召公，使以王法征伐开辟四方，治我疆界于天下。”按孔疏的理解，“既言淮夷平定，此又本其命辞，言王在江、汉之水厓，王亲命召虎云”[4]。“又本其命辞”云云，说明本章“王命召虎”是追述出征时之命辞，与首章为同一次王命。万时华亦认为：“三章‘江汉之浒，王命召虎’，不是册书再来。前云‘经营’，已该‘疆理’在内。此章因平淮后专重疆理，故重提王命耳。”[5]其说与郑玄、孔颖达同。第四章又言“王命召虎”，孔疏认为召公经营四方，勤劳王事，“王以召公功成，将欲赏之。此陈其命之之言”[6]。言下之意，这是功成后宣王赐命之辞。第五章则赋写此次赐命的具体赏赐之物，“于周受命”点明赐命地点，在岐周之地。“虎拜稽首”以下，则为召虎拜受命，称扬王休之辞。综上，郑玄、孔颖达认为《江汉》一诗涉及两次王命，一为宣王于江汉之上亲命召虎，二为召虎伐淮夷功成凯旋后，宣王于岐周赐命召虎。

但后代学者对第三、四、五章命辞的时地，存在一些异说。关于第三章，朱熹《诗集传》曰：“言江汉既平，王又命召公辟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7]认为第三章是既平淮夷之后，宣王对召虎的第二命。与朱熹说相同，严粲《诗缉》也认为：“召虎既成功于江汉之浒，王因命召虎，由此地以开辟四方，而施彻法于疆土。”[8]李光地《诗所》认为：“盖召虎未归，而即江、汉之浒命之。”[9]郝懿行《诗问》：“平淮告捷，又言‘王命召虎’者，江汉之浒，地阔人繁，疆界侵乱，故王复命虎开辟四方侵地。”[10]陈奂《诗毛诗传疏》：“‘王命召虎’，言王既命召虎平淮夷，而又命其镇抚南国也。”[11]诸家都认为召虎此时尚在江汉，王再赴江汉之浒，又命召虎开辟四方疆土。第四章，郑玄、孔颖达认为是功成后王命，严粲同，但朱熹认为：“（四章）又言王命召虎来此江汉之浒，遍治其事，以布王命。”也就是说，第四章仍是劝勉召虎经营江汉之事。“文武受命，召公维翰。无曰予小子，召公是似”，是在功成之前，周王援引召虎先祖召康公的功勋来劝勉召虎。“肇敏戎公，用锡尔祉”，朱熹解作“能开敏女功，则我当锡女以祉福”，亦是将来时的口吻。可见，朱熹将第四章视为江汉上之命辞。至于与第三章是否同一次，从其解第三章“于是遂疆理之，尽南海而止也”看，三、四两章并非同时，第三章王命之后，召虎有一番经营，然后再有第四章之命。因此，在朱熹的解说中，此为《江汉》诗之第三命。第五章以下，才是召虎功成归周后的第四命，《诗集传》：“（五章）叙王赐召公策命之辞。”[12]综上，据朱熹之说，《江汉》之诗有四次王命，前三次皆于江汉之上，第四次在岐周。与朱熹略有不同的是，诗之首章并未明言“王命召虎”，因此也有学者认为第三章“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始为第一命。如姚际恒即谓此为“在江汉一命”，第四章“王命召虎”为“在江汉再命”，第五章为“王命在岐周”[13]。陈子展说同，亦谓第四章是“述王再命，勉以善后立功，继续先人业绩”[14]。

现将上述各说列表如下：

表1《江汉》王命次数异说表

于此可见，旧说关于《江汉》中的“王命”书写主要有两个分歧：一是四章、五章是否同属于功成后的王命。朱熹之所以改易郑玄、孔颖达之说，认为四、五章分属两次不同的王命，主要是基于第四章中“来旬来宣”的“来”字，认为：“自江汉之浒言之，故曰来。”[15]遂认为是宣王命召虎来此江汉之浒，遍治其事，以布王命。但实际上，此“来”字当为句中语助词，《诗经》中多有此语例。如“来咨来茹”（《周颂·臣工》）、“来假来飨”（《商颂·烈祖》）、“公尸来燕来宁”“公尸来燕来宜”（《大雅·凫鹥》）。王引之《经传释词》曰：“来，词之‘是’也。”[16]马瑞辰也认为：“来亦语词之是，犹云‘是旬是宣’。”[17]《江汉》中“淮夷来求”“淮夷来铺”“王国来极”，“来”均为句中语助词。至于“文武受命，召公为翰”“召公是似，肇敏戎公”云云，作为功成之后的赐命之辞，在《诗经》、金文册命中都十分常见。如《大雅·烝民》《韩奕》“缵戎祖考”，以述祖职、继功业来劝勉受赐命者。“肇敏戎公”，亦见于西周后期金文，如《不其簋》：“女小子，女肈敏于戎工，锡女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用从乃事。”《四十二年逨鼎》：“汝敏于戎工，弗逆朕亲命。汝秬鬯一卣，田于疐卅田，于廿田。”均是“肇敏戎公”后紧接着言赏赐之物。可见《江汉》五章“釐尔圭瓒，秬鬯一卣”，正是紧承四章“肇敏戎公，用锡尔祉”而言，属于同一次赐命。四、五章语义相衔，一贯而下，若如朱熹之说，则第五章“釐尔圭瓒，秬鬯一卣”云云，凭空而发，无所承接。对此，严粲指出：“旧说以为述康公之功以勉虎，如此则与‘用锡尔祉’及下章意不接续。此诗武功已成，当为美其克绍康公也。”[18]万时华亦认为：“四章旧俱以为追述王命召虎之词，余以为只就赏功时言，觉承接下文更便。”[19]是也。

第二个分歧是首章是否涉及宣王于江汉亲命召虎伐淮夷，与之相关，第三章“江汉之浒，王命召虎”是否是王再命召虎。出征前当有誓师、戒命，不过首章并未提及王命，只是因三章提及“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孔颖达据此逆推首章在江汉之上亦曾有命事，且是宣王亲到江汉宣命：“下云‘江汉之浒，王命召虎’，故知宣王于是水上命将帅也。……宣王不于京师命之，而于江、汉之上命者，盖别有巡省，或亲送至彼也。”[20]并认为首章、三章所涉是同一次王命。虽然姚际恒认为首章未明言王命，可不计入，但其认为第三章“江汉之浒，王命召虎”为第一次命，与郑玄、孔颖达是相同的。而对于为何首二章先言江汉与武夫众盛之势，以及平淮夷之功，再于第三章始言出征前之王命，刘玉汝认为：“序事之法，当先王命，次江汉，次及釐锡，今乃先叙用兵功成，然后从初及终而言之。盖诗人欲以策命及对扬一类顺说，故首见武功之盛，然后再起以叙本末，而终之以文德，于是中兴之气象焕然矣，盖又诗之一体。”[21]方宗诚《说诗章义》亦曰：“三、四章‘王命召虎’数句，应在首章之前，而补叙于中，文法乃有错落，不平铺直叙。且以此二章作首章，文势不猛勇。以‘江汉浮浮’二章起，文势何等英迈。”[22]二人均从诗法的角度做出了解释，但也难免有执果索因、迂曲附会之嫌。

四、五章应属功成后的同一次赐命，已辨如上。相比之下，三章“江汉之浒，王命召虎”的这一次王命，实际上更具有迷惑性，有待辨析。以实际情势来看，宣王当不至于亲到江汉之浒赐命召虎，这与史实、礼制都未必相符。自西周中期以下，由史官代宣王命，已成为册命礼的常态，更何况前线战况紧张，很难想象宣王会从镐京远赴江汉之上亲命召虎，甚至两次亲赴。因此，“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就不能从文字表面义理解。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引陈少南说：“王命召虎，自彼江、汉之浒而伐之，非谓宣王临江、汉之地而命召虎也。”[23]胡承珙也认为：“三章‘江汉之浒，王命召虎’者，此古人倒装语，谓王命召虎由江汉之浒进而式辟四方耳，非谓王在江汉之水涯命之也。”[24]对此，我们更进一步指出，“江汉之浒”其实只是就顺着首章“江汉浮浮”、二章“江汉汤汤”而有的起句，朱熹认为：“再言‘江汉之浒’者，系上事、起下事也。”[25]李樗也指出：“所谓‘江汉之浒’，非是宣王亲渡江汉也，但因上文言江汉，故曰‘江汉之浒’，亦犹《伐木》之诗言‘伐木于阪’，特因上文而言故也。”[26]所论是也。诗中言江汉水势，无非是取兴而已。严粲《诗缉》：“兴也。宣王命召虎平淮南之夷，由江汉进兵，因以起兴。言江、汉合流，浮浮然水满而流，犹士卒滔滔然顺流而下，其势不可御也。即《常武》‘如江如汉’之意也。”[27]《常武》宣王亲征徐方，徐方在淮水流域，并不与江、汉相接，可知“如江如汉”无非借水势浩荡，以兴王师盛大不可御。《江汉》屡言“江汉”，亦当作如是观。因此，既不宜据三章“江汉之浒，王命召虎”逆推首章宣王曾于江汉之上亲命召虎，也不可以据首章“江汉浮浮”、二章“江汉汤汤”，就认为三章的“王命召虎”是在江汉之浒。

二、“于周受命”：《江汉》仅有的一次王命

据上所论，第三章“王命召虎”既不是在初伐淮夷前的王命，也不是江汉既平后宣王的再命。笔者认为，第三章应该与四、五章命辞一样，都是功成之后的赐命。首先，从文义来看，第三章属于功成后的赐命，正是承接第二章“经营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国庶定。时靡有争，王心载宁”而来，并无刘玉汝、方宗诚所言的倒叙手法。其次，“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理解成召虎经营江汉的成果，从语义上也顺畅，尤其是“王国来极”“至于南海”，写召虎治理之功大成，更多是对已然的功定治成的夸赞。《鲁颂·閟宫》言鲁僖公伐淮夷之功，“至于海邦，淮夷来同。莫不率从，鲁侯之功”“至于海邦，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莫敢不诺，鲁侯是若”云云，其述赞武功口吻与《江汉》别无二致。再次，第四章“来旬来宣”言召虎遍治四方，宣扬王命，正是承上文“经营四方”“式辟四方”“至于南海”而来。四章再言“王命召虎”，并不意味着是另一次王命。如《崧高》言“王命召伯”凡三次，言“王命申伯”“王锡申伯”“王遣申伯”凡三次，《烝民》言“王命仲山甫”凡二次，《韩奕》言“王锡韩侯”凡两次，实际上都是同一次赐命。因此，《江汉》三章、四章两言“王命召虎”并非指两次不同时地的王命，其反复言之，主要起到衔接上下章、标示乐章层次的作用，同时也突显出对“王命”所含荣耀的郑重、珍视之义。最后，在功成赐命的命辞中追述功勋，是西周王命的常见套数。西周后期战争相关的册命金文中就多有对战争过程、战功的叙述。如《四十二年逨鼎》“王若曰”以下，追述了逨伐玁狁的战功，其与述祖职、劝勉、赏赐等一道，都是凯旋册命典礼中“王命”辞令的组成内容。再如《虢季子白盘》：

隹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乍宝盘。不显子白，壮武于戎功，经维四方，搏伐玁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

子白，献馘于王。王孔嘉子白义。王格周庙宣榭，爰飨。王曰：“白父，孔显有光。”王赐乘马，是用佐王，赐用弓、彤矢，其央。赐用钺，用征蛮方。子子孙孙，万年无疆。[28]

铭文中“王曰”之辞只有两句，但“不显子白”至“子白”部分，最初应该亦属册命礼中的王命之辞，是根据册命辞撰写铭文时，才将其改成了第三人称的叙述语。而且，铭文多用四字句，通篇押阳韵，表明铭文撰写者有意识地对册命辞进行过深度修改[29]。“戎功”“经维四方”，与《江汉》“肇敏戎公”“经营四方”十分相似，这也说明西周后期册命礼辞可以铸为器铭，或改编为诗，二者在文本形式和语言风格上有着某些共通的书写策略。总之，结合金文对册命礼辞的记录，将《江汉》第三章视作功成后追述战功的命辞，当有一定的合理性。

综上，笔者认为《江汉》一诗有且只有一次“王命”，其命辞作于召虎征伐淮夷、经营江汉有成，宣王于岐周褒奖、赐命召虎的典礼上。黄櫄认为：“《江汉》一诗，乃召公还师奏凯之日，论功行封之时所作也。”[30]可谓的论。故诗中虽有言及誓戒、出征、经营等情形，但都是在功成赐命典礼的情境下做出的追述。尤其是前三章“江汉浮浮”“江汉汤汤”及“江汉之浒”的表述，更多是出于诗人的点染，与王命的实际时地并不相关，以“江汉”起兴造势，平添波澜，且制造出一种部分叠咏的乐章效果，体现了诗人在改编命辞、敷衍成诗乐时的独特艺术手法。

另外还要辨析的是，过去的研究注意到《江汉》与册命金文的关系。如刘瑾认为：“以《考古图》观之，疑此章皆是述其勒铭庙器之词。”[31]方玉润也认为“此似一篇召伯家庙纪勋铭”,乃“召穆公平淮铭器也”[32]。郭沫若认为《召伯虎簋》“所记与《大雅·江汉》乃同时事”，并将铭文与《江汉》做了细致对读[33]。实际上，《江汉》并不能等同于器铭，也并非转写自册命金文，其文本最初的来源应是赐命典礼中的册命文书，或是直接由口头的礼辞改写为雅诗。也就是说，册命文书或口头之赐命礼辞，及其历史背景、典礼仪程，既可以勒为铜器铭文，以作纪勋，也可以改编为诗，入乐宣唱，这是西周后期记录或者说纪念赐命典礼及其言语内容的两种文本转写方式。二者在叙事格套、辞令内容上有多有相同之处，但歌诗也体现出作为乐章的独特取径和趣味。如《江汉》引入“江汉”以作比兴，且制造出叠咏的乐章效果。尤其是第三章“江汉之浒”的表述，准确理解它的乐章功能，对于认识《江汉》一诗涉及的王命时地、背景至关重要。《江汉》及《崧高》《烝民》《韩奕》《常武》等诗中的“王命”书写，反映了周代诗乐据“前文本”改编入诗的一般情形。

三、周代歌诗创制的“前文本”问题

据“前文本”改编为歌诗的创制方式，在《诗经》中并非鲜见。不论是雅颂正声的仪式乐歌，还是采献而来的变雅、风诗，都存在一定的“前文本”。歌诗改编“前文本”时有其惯用的艺术手法和独特的旨趣，二者在文本形态、功能上的差异值得关注。因为文献阙如，很难找到完全对应的“前文本”进行对读参比，但从观念上认识到这一点，对于考察《诗经》的创制机制，了解歌诗文本的乐章特性、功能及其成因，理解礼乐书写与“声教”的独到价值，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周颂》中献祭祖先的颂诗，与祭祖礼中的祭辞多有渊源关系。诗中“於乎”（《维天之命》《烈文》《闵予小子》）、“噫嘻”（《噫嘻》）、“猗与”（《潜》）、“於绎思”（《赉》）等嗟叹辞，即是祭祀时表示祝祷、叹美的呼号语。诗中对祖先功德之赞美、祭主之祈福和自勉等，也是祭辞中应有的内容。而据《周礼·大祝》“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贞”，相关祭辞出自大祝的撰写。因此，很有可能《周颂》祭祖诗即是以实际祭礼中的祭辞为“前文本”。《周颂·闵予小子》《访落》《小毖》《烈文》《敬之》为成王登基礼中勉励之辞，与《尚书·顾命》所载礼辞多能互读[34]，也当有一定的“前文本”为据。清华简《耆夜》中周公“作祝诵一终，曰《明明上帝》”[35]，以及诗中“作兹祝诵”句，皆以“祝诵”称其诗，也说明二者的渊源关系。颂诗不分章、句式不整齐、多不押韵等特征，即是其所据礼辞“前文本”特征在颂诗中的留存。

《大雅》中不少涉及周先公先王创业开国历史的诗篇，亦或有一定“前文本”为据。文献中常“瞽”“史”合言，如《国语·周语》：“吾非瞽史，焉知天道。”[36]《楚语》：“临事有瞽史之导。”[37]《晋语》中姜氏引《瞽史之纪》[38]，董因引《瞽史记》[39]。又，《周礼·瞽矇》“讽诵诗，世奠系”，《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郑玄注：“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小史主定之，瞽矇讽诵之。”[40]可知，瞽工与史官职掌多有关联。顾颉刚认为“瞽与史其事常通，其文亦多印合”，举《牧誓》与《大雅·大明》、《伯禽》与《鲁颂·閟宫》为例，进而认为：“盖史之所作而瞽之所歌也，不则瞽闻其事于史而演其义于歌者也。《楚辞》之《天问》，《荀子》之《成相》，大、小《雅》及三《颂》纪事之篇章，诗也，而皆史也，非瞽取于史而作诗，则史袭瞽之声调、句法而为之者也。”[41]其所论是也。

“前文本”的改编入诗，在西周后期更为多见。《诗经》“变雅”之作，大体都经历了“因诗合乐”的创制过程。《国语·周语》“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42]，《左传·襄公十四年》“瞽为诗”，孔颖达疏：“使瞽人为歌以风刺，非瞽人自为诗也”，并引《周语》韦昭注佚文曰：“公以下至上士，各献讽谏之诗，瞽陈乐曲献之于王。”[43]可见，《诗经》中作为入乐歌诗的“变雅”，经过乐官的入乐处理，已非公卿列士所献诗之原貌。反过来也可以说，公卿大夫所作徒诗，亦可视作是今所见“变雅”的“前文本”。以《诗经·桑柔》为例，《诗序》谓其为“芮伯刺厉王”之诗，而清华简《芮良夫毖》亦为芮良夫刺时之作，二者主题、功能相近，但在文本形态上，《桑柔》更具有歌诗的乐章属性[44]。我们认为《桑柔》中的比兴手法、重章结构、诗类套语，很可能是乐官为了便于组织诗章、强化乐歌属性和主题的结果，并非芮良夫所献原诗所有，所进献的有可能仅是类于《芮良夫毖》或《逸周书·芮良夫解》一样的谏文，虽有韵语但尚不具备歌诗的体式，须得经过乐章化，才最终成为我们所见到的《桑柔》文本。《大雅·抑》也应作如是观。据《国语·楚语》：“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韦昭注：“三君云：《懿》，戒书也。昭谓《懿》，《诗·大雅·抑》之篇也。‘懿’，读曰‘抑’。《毛诗序》曰：‘《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儆也。’”[45]可知《抑》即《懿》，但《懿》最初实为“箴”“戒”，其文体形态与入乐歌诗仍有距离，仅可视作《抑》之“前文本”。

总之，“变雅”中政治讽刺诗，经历了公卿列士献作、乐官合乐加工两道工序，其呈现为我们今天所见之歌诗，实有赖于乐官的最终整合。公卿列士所献原诗——严格而言，或亦未必可称为“诗”，均为入乐歌诗之“前文本”。对此，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诗中的乐章形态当是出自乐官加工，如《大雅·民劳》完全叠咏，且是赋的手法的叠咏，就不太可能是召穆公所献原文所有，而应是乐工蕃衍其文、反复咏唱的结果；至于诗中存留的非诗类语句，则应是“前文本”的留存，如《抑》“女虽湛乐从，弗念厥绍。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大雅·召旻》“维昔之富不如时，维今之疚不如兹”，“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都显得较为散文化，其根源即在于其所脱胎的“前文本”，正类于一般的《书》类文献，虽经改编入乐，仍保留了部分非乐章的特征。

举例而言，《大雅·荡》即是由《书》类文献转写为《诗》的典型。据《诗序》，《荡》为召穆公刺时之作，但奇特之处在于，全诗假托文王嗟叹殷商乱政为文，似有所本，其中一些语句、思想与《尚书·周书》十分接近。如“天不湎尔以酒”，《酒诰》亦言“罔敢湎于酒”；“女炰烋于中国”，《牧誓》亦言“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小大近丧”，《酒诰》亦言“越小大邦用丧”；“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召诰》言“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酒诰》亦言“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陈子展即指出《荡》与《尚书·泰誓》《牧誓》相类，“只因为它是韵文，所以就被编次在《诗经》里”[46]。这是十分有见地的，但我们认为《荡》之押韵可能并非是“前文本”所有，而是在改编入乐时才被赋予，尤其是后七章均以“文王曰咨，咨汝殷商”起句，反复申说，形成一种类似叠咏的乐章效果，更应该是“前文本”改编入乐后的结果。同理，《云汉》二章至七章均以“旱既大甚”发起，亦是乐章化处理的结果，其所据“前文本”当如方玉润所言，是宣王的一篇“禳旱文”。了解了改编“前文本”的创制机制，一些传统旧说将得到重新审视，如《诗序》“《云汉》，仍叔美宣王”说，就未能探得《云汉》作者、创作方式与意图之实情[47]，认为各章“旱既大甚”反复申言之，体现了宣王忧旱之切，也是求之过深，不了解这种乐章结构实乃“前文本”改编入乐的常见手法。

风诗也存在相关“前文本”的入乐改编。今所见《国风》中的风诗，已不是原生态的歌谣文本。乐官对歌谣进行乐章化处理是“采诗入乐”的基本操作，其小者如字词的雅言化、音韵的统协，其大者则涉及乐章的改动与蕃衍。顾颉刚认为重章结构是乐工在风谣徒歌基础上“复沓”“申述”的结果[48]。此说曾引起广泛讨论，不过保守来说，歌谣徒诗为《国风》风诗之“前文本”，在入乐时发生过乐章结构的变动，当无疑议。我们只消对比乐府“本辞”与“魏、晋乐所奏”之辞，就能了解从徒诗到乐诗所可能发生的变迁了[49]。就《诗经》而言，歌谣的乐章化改造也不乏其例。如《周南·汉广》，各章章末都有“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的“副歌”，但此“副歌”在意义上仅与首章“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相接，后二章“翘翘错薪，言刈其楚/蒌，之子于归，言秣其马/驹”与之均无意义关联。很显然，这很有可能是乐工为了入乐歌唱的效果，而牺牲了诗义表达的连贯性。《国风》中还存在多个“前文本”整合为一诗的情形。如《秦风·小戎》各章前六句赋写车甲之盛，整饬严密，艰奥直质，而后四句言思妇之情，忧思伤怀，蕴藉缠绵，就很可能是两个原本独立的“前文本”整合于一诗。再如《小雅·采薇》前三章、末章与四五章的诗法、风调迥异，《小雅·出车》在赋写军容、战功时忽插入《召南·草虫》首章，也较为突兀。这些诗章原本可能均是相对独立的“前文本”，乐官出于仪式歌唱和乐章义表达的需要，将其整合改编入诗，但因各“前文本”多有参差错落，整合时难免出现诗义的跳脱、断裂[50]。

论及此，“前文本”概念的边界也就变得清晰了，其与一般所说的“套语”“互文”“语料库”等概念存在很大的不同。上文所举《诗经》创制中的“前文本”，既可以是册命文本、史传文本、箴谏文本，也可以是歌谣徒诗，甚至是成型的诗乐文本。它们在改编为入乐歌诗之前，已获得独立的文本地位，有自具的文本主题、形式特征和功能属性，有自主的撰作、传播机制，有相应的王官职掌其事。而“套语”“语料库”“互文”等则更多是一些文本单元、片段，并不具备能够完整表义、独立传播的文体形态和功能，它甚至只是一种知识传统、观念思维，并未具象为客观具体的文本。因此，利用“套语”“语料库”“互文”进行歌诗创作，与改编“前文本”为歌诗，是两套完全不同的创制机制。诗人在利用“套语”“语料库”等时有更加独立、自主的创作姿态，其运思更为连贯周致，因而这些文本片段与全诗的主题、风调也更为圆融；而“前文本”的改编入乐，则存在前后不同阶段文本形态、功能的转换，糅合了不同书写制度下不同创作者的意志，因此，与其说是“创作”了一首诗，不如说是“创制”或“编制”了一首诗。从这个角度来看，柯马丁说：“《诗》汇集了并非由‘创作’，而是通过‘编辑’生成的‘文本群’和‘亚文本库’（groups and sub-repertoires of texts）。它们的结构是合成性、模块化的，有时太短不能自成篇什，有时又太长，不能视为一个统一的文本。”[51]此说有一定道理。正是因为出自这种过程性、整合型的创制机制，一些歌诗也难免存在棱角，如前后诗法、诗章结构、人称视角、情感基调的不一[52]。我们应该避免以统一的“诗人”意志来弥合诗中作者身份与思想情感的差异[53]，或者以某种特殊修辞、新异诗法章法对其赋以合理化的解释、评价。

前人对周代改编“前文本”入乐这一创制机制，尚未系统深入考察。本文以《江汉》“王命”书写为例，兼论颂、雅、风中这一创制机制的运用。了解这一创制机制的意义，不仅能更准确地理解诗义，追本溯源地了解某些诗篇复杂的文本特征及其成因，也能更切实地认识周代书写制度、书写观念、王官撰作职能的交集与分异。周代礼乐在早期书写中占有重要地位，具有强大的涵容能力，在“前文本”已具有独立自足的文本形态、表义功能、创制传播机制的情况下，歌诗仍有意于将其改编入乐，赋予其“声教”的形式和价值，从而在更广泛人群、更深广时空中拓展、深化文本的意义，这体现了周代礼乐书写的独特兴趣和价值。

注释：

*本文系2022年北京市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周代‘诗教’与《诗经》经典化研究”(22WXC008)的阶段性成果。

[1]〔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一八，〔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 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73—574页。

[2]《毛诗正义》卷一八，第573页。

[3]《毛诗正义》卷一八，第573页。

[4]《毛诗正义》卷一八，第573页。

[5]〔明〕万时华：《诗经偶笺》卷一一，《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1册，第282页。

[6]《毛诗正义》卷一八，第574页。

[7]〔宋〕朱熹集撰，赵长征点校：《诗集传》卷一八，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329页。

[8]〔宋〕严粲撰，李辉点校：《诗缉》卷三一，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935页。

[9]〔清〕李光地撰，陈祖武注解:《诗所》卷七，《榕村全书》，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二册，第394页。

[10]〔清〕郝懿行撰：《诗问》卷六，《郝懿行集》，齐鲁书社2010年版，第一册，第896页。

[11]〔清〕陈奂撰，滕志贤整理：《诗毛氏传疏》卷二五，凤凰出版社2018年版，第978页。

[12]〔宋〕朱熹：《诗集传》卷一八，第329页。

[13]〔清〕姚际恒撰，邵杰点校：《诗经通论》卷一五，语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09页。

[14]陈子展：《诗经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36页。

[15]《诗集传》卷一八，第329页。

[16]〔清〕王引之撰，李花蕾校点：《经传释词》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161页.

[17]〔清〕马瑞辰撰：《毛诗传笺通释》卷二七，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19页。

[18]《诗缉》卷三一，第936页。

[19]《诗经偶笺》卷一一，第282页。

[20]《毛诗正义》卷一八，第573页。

[21]〔元〕刘玉汝撰：《诗缵绪》卷一六，李山主编：《元代古籍集成·经部诗类》，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62页。

[22]〔清〕方宗诚：《说诗章义》，转引自鲁洪生主编《诗经集校集注集评》，中华书局、现代出版社2015年版，第8670页。

[23]〔宋〕吕祖谦撰：《吕氏家塾读诗记》，黄灵庚等编：《吕祖谦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四册，第702页。

[24]〔清〕胡承珙撰，郭全其校点：《毛诗后笺》卷二五，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1467页。

[25]吕祖谦引朱熹旧说，参见《吕氏家塾读诗记》，第702页。

[26]〔宋〕李樗、黄櫄：《毛诗集解》卷三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1册，第693页。

[27]《诗缉》卷三一，第933页。

[28]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308-309页。

[29]参李冠兰：《西周册命文体的文本生成》，《中山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第43页。

[30]《毛诗集解》卷三六，第694页。

[31]〔元〕刘瑾撰：《诗传通释》卷一八，李山主编：《元代古籍集成·经部诗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25页。

[32]〔清〕方玉润撰，李先耕点校：《诗经原始》卷一五，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63、562页。

[33]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7页。

[34]参见傅斯年著：《〈诗经〉讲义稿》，《傅斯年文集》第2卷，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73—175页。

[35]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中西书局2010年版，第153页。

[36]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90页。

[37]《国语》卷一七，第551页。

[38]《国语》卷一〇，第342页。

[39]《国语》卷一〇，第365页。

[40]〔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六，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大 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99页。

[41]顾颉刚著：《“左丘失明”》，《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24页。

[42]《国语》卷一，第9—10页。

[43]〔春秋〕左丘明撰，〔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三二，李学勤主 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27—928页。

[44]参陈鹏宇：《清华简〈芮良夫毖〉套语成分分析》，《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62—70页。

[45]《国语》卷一七，第551—553页。

[46]陈子展：《诗三百解题》卷二五，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0页。

[47]方玉润认为：“《序》谓‘仍叔美宣王’，姚氏讥其‘未有考’。然使其实有所考，而篇中所言亦非美王意，乃王自祷词耳。”参见《诗经原始》卷一五，第548页。

[48]参见顾颉刚《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的意见》《论〈诗经〉所录权威乐歌》，相关争论见《古史辨》第三册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49]参见崔炼农：《〈乐府诗集〉本辞考》，《文学遗产》2005年第1期。

[50]乐府诗中也常见此类拼凑的痕迹，参见余冠英：《乐府歌辞的拼凑和分割》，《古代文学杂论》，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48—157页。

[51][美]柯马丁著，郭西安编，杨治宜等译：《〈诗经〉的形成》，《表演与阐释：中国早期诗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版，第344页。

[52]除了上文所举《小戎》《采薇》《出车》外，类似的诗篇还有《小雅·皇皇者华》《小明》《北山》《绵蛮》等，具体可参拙著：《〈诗经〉歌唱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243—251页。

[53]如传统观点认为《小戎》各章前六句亦出自妇人之手，秦人性强悍，虽妇人亦知勇，通晓车甲之制，习见而熟观之。此类观点之误，即在于不知周代存在整合“前文本”这一歌诗创制机制，而强求诗人身份的统一和诗义的连贯。

【作者简介】

李辉，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