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蜚声中外的唐诗之祖

李敦茂

陈子昂（659-700），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武东山人，初唐文学家、诗人、诗歌理论家、诗文革新旗手。曾任右拾遗，提出“忧济元元”安人政治思想，受到武则天三次诏见，赞其“地籍英灵，文称伟烨”。陈子昂高扬“风骨兴寄”诗歌革新大旗，强调诗歌的社会现实意义，开创唐代诗歌从封闭走向开放先河，奠定了盛唐诗歌的壮阔景象，被誉为“海内文宗”“唐诗之祖”。陈子昂“风骨兴寄”诗学思想和诗歌创作风格，被中国及东亚汉字文化圈国家的文人士大夫广泛接受与传承，在中外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射洪金华山陈子昂读书台（图片来自网络）

一、陈子昂诗学思想及诗歌创作风格

初唐时期宫廷诗人奉行绮丽颓糜兴寄都绝的齐梁诗风，“初唐四杰”的出现使之有了一些转机，但并不彻底。陈子昂勇敢站在时代高峰，挥动诗歌革新大旗，横扫六朝绮丽颓糜诗风，开创盛唐之音的壮阔景象。他在被后世称为唐代诗歌革新纲领性文献《修竹篇序》中指出：“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强调“风雅兴寄”“汉魏风骨”，应当作为诗歌革新的正确方向，形成了陈子昂风骨兴寄诗学思想。一是倡导诗歌革新。反对齐梁以来“彩丽竞繁兴寄都绝”的形式主义诗风，强调诗歌应当回归“正始之音，建安风骨”，追求古朴自然之美。真正的诗歌要反映社会现实，表达真挚情感，而不是仅仅追求辞藻的华丽和形式的工整，为盛唐诗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二是重视风骨与兴寄。风骨即诗歌要表现出刚毅强健的精神气质和积极向上的思想情感；兴寄指诗歌要通过比兴等手法寄托作者的思想感情，具备深厚的艺术感染力。强调诗歌要“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既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又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三是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和美刺作用。坚持诗歌不仅要抒发个人情感，更要具有强烈的社会功能，弘扬正气，鞭挞丑恶。诗歌创作要关心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引导人们关注社会问题、思考人生哲理、提升道德境界。四是诗歌要在实践中创新发展。强调在复古继承汉魏风骨优良传统的同时，要大胆创新发展，融入个人思想情感和生话体验，使作品更加贴近读者的心灵；借鉴赋和骈文表现手法，丰富诗歌的艺术表现力。纵观以上四个方面，陈子昂诗学思想的核心就是主风骨，标兴寄，强调诗歌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使文道昌盛，风雅大作。可以说没有陈子昂《修竹篇序》的呐喊和《登幽州台歌》“独怆然而涕下”的悲吟，就唤不醒唐代诗文革新的文化自觉，就没有盛唐诗歌散文的繁荣兴旺。陈子昂因此被尊为“海内文宗”“唐诗之祖”。

陈子昂《感遇》三十八首五言组诗，深刻展现出昂扬激越情感与比兴寄托手法，对唐代诗歌风骨化转变产生重要影响，南宋诗论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将陈子昂诗歌风格归纳为“陈拾遗体”，列为唐代五言诗歌体裁分类的重要评判标准。诗学思想决定诗歌艺术，诗歌艺术为诗学思想服务。考察陈子昂《感遇三十八首》，其诗歌艺术风格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比兴寄托手法。通过自然界美丽动人意象（如“香兰”“修竹”“杜若”）的譬喻、比附、象征手法塑造艺术形象，既蕴藉含蓄又深刻寄托个人身世之感，表达政治抱负与社会关怀，以突破初唐直白咏物传统。二是昂扬激越的情感与雄浑刚健的诗歌风格。诗中常展现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与直面现实的讽喻批判精神，如《感遇》三十五中的“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来”，充分表达出诗人忧国忧民、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三是沉郁苍劲的语言风格。提倡风雅兴寄汉魏风骨优良传统，诗歌格调沉郁苍劲，强毅高远，语言力求去除浮艳颓糜诗风。如《登幽州台歌》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表达诗人报国无门理想破灭的孤高苍凉意象。四是使事以兴用典而寄的艺术特色。诗歌创作运用典故，言简意赅丰富作品诗意内容，兴喻诗旨闪烁作品精深之见，以古照今增强作品历史厚重感。陈子昂《感遇》三十八首用典达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唐诗中颇为突出。

陈子昂将自己的诗学思想与创作实践结合，一生著有《陈伯玉集》10卷，其中诗127首、文110余篇，10首诗收入《唐诗正声》之中，其谏疏被《资治通鉴》引用6处之多。《登幽州台歌》，以慷慨悲凉的调子，表现出生不逢时、理想破灭的深沉孤独与悲愤，常使许多怀才不遇之士获得广泛的思想共鸣。全诗骨气端翔，音情顿挫，成为中国苍凉孤高意象诗歌的代表性作品，和中国古典诗歌的千古绝唱。《感遇》三十八首五言古诗，咏物叙事，比兴抒怀，反映作者的政治理想和对自然、社会规律的认识。一扫六朝浮靡诗风，风雅兴寄，词旨幽䆳，奠定了“盛唐之音”的发展基础，成为后世不少著名诗人拟效的蓝本。其政论奏疏，骈散结合，以王霸之术说武曌，辞婉意切，其论甚美，表现出洞察国家安危的政治远见和仁政德治的儒家思想。

《新唐书·唐拾遗陈子昂传》曰：“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相尚，子昂始变雅正”“子昂所论著，当世以为法。”唐代文学家、思想家卢藏用在《陈氏集序》中曰：“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子昂也。崛起江汉虎视函夏，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至於感激顿挫，微显阐幽，庶几见变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际者，则感遇之篇存焉。” 卢藏用亦在《陈氏别传》中曰：“子昂奇杰过人，姿状岳立”“尤善属文，雅有相如、子云之风骨。”中唐文坛领袖韩愈赞其“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赞其“杜甫陈子昂，才名括天地”，唐代京兆司功王适称他为“海内文宗”，元代文学家方回称其为“唐之诗祖”，清代进士杨崇培赞为“唐初诗骨”。陈子昂是中国文坛自李、杜推激于前，韩、柳服膺于后，高步三唐，横扫六代，莫不以为今古之升降，质文之轨辙的风骨雄杰。2020年陈子昂被四川省政府评为“四川历史名人”，誉为“风骨嶙峋，文坛雄杰”。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图片来自网络）

二、陈子昂诗学思想接受与创作风格拟效

陈子昂以“古雅”拯时弊，开启盛唐一代诗风的诗歌革新主张和历史贡献，受到自唐以降历代诗人、文学家的极力追捧和推崇，给予很高评价和历史定位。特别是他的《感遇三十八首》五言古诗，对唐代著名诗人张九龄、李白、杜甫、元稹和南宋理学家、诗人朱熹的现实主义诗风产生深刻影响，对盛唐及历代诗歌发展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中国文学史上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唐代开元宰相、诗人张九龄继承陈子昂“风骨兴寄”诗学思想，提出“风雅之道，兴寄为主”的诗歌主张，拟效陈子昂《感遇诗》创作的《感遇十二首》，是开元诗坛对陈子昂“风雅”“兴寄”复古革弊诗学主张有力响应的代表，与陈子昂《感遇三十八首》，并为初唐诗坛两颗耀眼明星，“缠绵超旷，各有独至”。柳宗元云：“张说工著述，张九龄善比兴，兼备者子昂而已。”

诗仙李白受陈子昂诗学思想及创作风格影响至深，拟效陈子昂《感遇》诗创作《古风》五十九首。南宋著名理学家、诗人朱熹在评论中曰：“太白五十篇《古风》是学陈子昂《感遇》诗，其间多有全用他句处”“李太白诗非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于诗者也。《古风》两卷多效陈子昂，亦有全用其句处。太白去子昂不远，其尊慕之如此。”朱熹的评论充分体现出诗仙李白与诗祖陈子昂之间的互文关系及二者之间的尊从地位。陈子昂冤死后，李白一直在搜集他的遗著。最后在知音怀一法师手中获得珍藏的陈子昂遗著《陈拾遗集》，了却夙愿。

诗圣杜甫对陈子昂诗学思想和创作成就推崇备至。唐宝应元年（762）七月下旬杜甫因徐知道谋反流寓梓州（今三台），十一月专程前往射洪拜谒金华山陈子昂读书堂和武东山陈拾遗故宅，写下《冬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遗迹》《陈拾遗故宅》《野望》等三首祭祀诗。用“悲风为我起，激烈伤雄才”，喟叹陈子昂怀才不遇冤死狱中的苦短人生。用“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称赞陈子昂继承《诗经》风雅传统，其诗才超越同代文人，与汉代辞赋大家扬雄、司马相如并列，强调其声名不朽。用“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赞誉陈子昂的忠义气节和《感遇诗》的永恒价值。

中唐文学家元稹对陈子昂的《感遇》诗十分景仰，“吟玩激烈”。在《叙诗寄乐天书》中曰：“仆时孩騃，独于《书》《传》中初习“理乱萌渐”，思欲发之久矣。适有人以陈子昂《感遇》诗相示，吟玩激烈，即日为《寄思玄子》诗二十首。故郑京兆于仆为外诸翁，深赐怜奖，因以所赋呈献京兆，翁深相骇异。”

宋元时期是陈子昂诗学思想接受的关键时期，陈子昂诗歌受到广泛选录、引用和拟效。南宋著名理学家、诗人朱熹创作的《感兴》诗多拟效陈子昂《感遇》体。他在《寓斋感兴》自序中曰：“予读陈子昂《感遇》诗，爱其词旨幽䆳，音节豪宕，非当世词人所及。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虽近乏世用，而实物外难得自然之奇宝。欲效其体，作十数篇，顾以思致平凡，笔力萎弱，竟不能就。斋居无事，偶书所見，得二十篇。虽不能探索微妙，追迹前言，然皆切於日用之实，故言亦近而易知。既以自警，且以诸同志。”朱熹的《寓斋感兴》在构思和语汇方面，模拟陈子昂《感遇》诗的痕迹很多，显示了二者间历时的互文性。南宋理学家、“东南三贤”之一张南轩，为沈家卷陈子昂遗像作跋曰：“朱文公（朱熹）手书《感遇》诗，并已效先生体诗若干首。平生爱先生诗，不意今日获见先生神采。则先生此像，其来远矣。”

陈子昂“风骨兴寄”诗学思想和《感遇》诗创作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得到中国及东亚汉字文化圈国家文学家和史学家的充分肯定。民国时期中国现代作家郑振铎20世纪20年代编著的我国首部系统性世界文学史专著《文学大纲》认为：“子昂的《感遇》三十八首诗, 为当时第一出现的重要的五言古诗, 始扫艳丽之旧习, 而趋于雅正劲练。唐之诗歌虽因沈、宋而律诗以成立, 然仍时露清劲朴实之气分者, 子昂的独特作风实与以很大影响”。民国时期上海师范学院教授胡云翼编著的1933年出版的《新著中国文学史》认为: “初唐末年, 陈子昂、张九龄出, 一扫华艳的诗风。子昂作《感遇》三十八首, 九龄作《感遇》诗十二首, 皆注重意境, 撇开词藻,风骨高古。”

高棅《唐诗品汇》（图片来自网络）

三、陈子昂诗学思想和创作风格的尊崇与传承

唐代中期随着“盛唐之音”兴起，陈子昂“唐诗之祖”地位不断彰显，受到官方和文学界的充分肯定和广泛尊崇。唐大历六年（771）剑南东川节度使鲜于公李叔明，感念陈子昂“惟国不幸，非君之病”，“不闭其文，永昭文雄”，由监察御史赵儋撰《大唐剑南东川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梓州刺史鲜于公为故右拾遗陈公建旌德之碑》，刻石立于射洪独坐山陈子昂墓前，旌表其“天地之道”“尧舜之才”。不但充分肯定陈子昂在初唐政治和诗文革新中的重要贡献，还虔诚推崇陈子昂的美德如沐清风，其文采永远昭显他是一代文雄。下令“陈子昂的诗文，四海之内，每家都收藏一本，像臧文仲那样著书立说。”

唐五代开始陈子昂诗文受到文学界的广泛推崇和传承，陈子昂文集以十卷本传世,其作品流传以抄录为主。宋元两代是陈子昂诗学思想和诗文作品传承的关键时期，陈子昂文集以十卷本传世,且有多个版本，其诗歌、散文被大量选录和引用,散文选录和引用以政论奏疏为主，陈子昂唐古诗先驱、唐古赋之祖的地位得到进一步肯定。北宋文学家姚铉在《唐文粹序》中曰：“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陈子昂起于庸蜀，始振风雅，繇是沈、宋嗣兴，李、杜杰出。”元代文学家、诗人方回在《瀛奎律髓》中称：“陈拾遗子昂，唐之诗祖也。不但《感遇》诗三十八首为古体之祖，其律诗亦近体之祖也。”

明代唐诗进入唐诗学理论研究阶段，陈子昂风骨兴寄诗学思想受到进一步重视。在“复古”“宗唐”文学思潮影响下，陈子昂雅正冲和、音韵和谐的诗歌在明前期备受推崇，其诗选量在初唐诗人中位居前列。明代著名文学家高棅(1350-1423)在《唐诗品汇·凡例》中曰：“间有一二成家特立与时异者，则不以世次拘之。如陈子昂与太白列在‘正宗’，刘长卿、钱起、韦、柳与高、岑诸人同在‘名家’者是也。”认为陈子昂在五言古诗这一体裁的创作领域已经达到极高水平，陈子昂为初唐人，所以将他与盛唐的李白同放在“正宗”。后来高棅在《唐诗品汇》基础上编著《唐诗正声》二十二卷，属于思想、音律纯正的唐代诗歌，旨在为学诗者提供范本，陈子昂十首诗列入其中。作为明代重要唐诗选本，《唐诗品汇》与《唐诗正声》共同对明代乃至后世的诗歌创作和诗论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被认为是明代唐诗学理论起点之一。明成化进士、都察院左检都御史杨澄与陈子昂为不同时代的射洪人，对陈子昂的诗文推崇备至，于宦游中着意搜集，并密访中秘藏书，抄得陈伯玉先生全集，版行于世，是为能见之陈子昂诗文集弘治版。

明代状元、著名文学家杨慎在研究整理古代文学典籍时，偶然于朱文公（朱熹）文献中发现陈子昂《登幽州台歌》，高度评价“其辞简质，有汉魏之风”，将其收录传世。杨慎将朱文公的《感兴》诗与陈子昂的《感遇》诗比较，在《升庵诗话》中云：“或语予曰：‘朱文公《感兴》诗比陈子昂《感遇》诗有理致？’予曰：‘譬之青裙白发之节妇乃与靓妆袨服之宫娥争妍取怜，埒材角妙，不惟取笑旁观，亦且自失所守要之，要之，不可同日而语也？’”杨慎的评价可见朱、陈二者诗文之间质的差别。明嘉靖十九年（1540）杨慎携夫人黄娥回遂宁拜见岳母大人，专程前往射洪金华山拜谒陈子昂读书台，作《登金华山玉京观中有陈子昂书台》二首，其二：“古调今寥落，令人忆拾遗。不图垂拱世，复观建安诗。瑟在犹清廓，碑残尚色丝。紫阳留咏后，千载有钟期。”

明代中后期陈子昂的诗坛地位发生转折,对于其复古之功、五古成就和律体成就等不乏争议之声，但陈子昂横扫六朝颓糜诗风，开启盛唐之音的“唐诗之祖”地位并没有改变。明中叶诗人、诗论家、文艺批评家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曰：“唐初承袭梁、隋，陈子昂独开古雅之源，张子寿首创清淡之派。子昂《感遇》，尽削浮靡，一振古雅，唐初自是杰出。盖魏、晋之后，惟此尚有步兵余韵，虽不得与宋、齐诸子并论，然不可概以唐人。近世故加贬抑，似非笃论。”对明初贬低《感遇》的现象进行了辩驳，认为《感遇》诗继承汉魏风骨，纠正了齐梁至唐初的浮靡诗风，是阮籍《咏怀》三十八首之艺术精神在唐代的余韵。明末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祯在《带经堂诗话·卷四》中指出：“唐五言古诗凡数变，约而举之：夺魏、晋之风骨，变齐、梁之俳优，陈伯玉之力最大。曲江公继之，太白又继之。《感遇》《古风》诸篇，可追嗣宗《咏怀》、景阳《杂诗》。”对陈子昂初唐诗歌革新开启盛唐一代新诗风的引领作用给予充分肯定。清康熙己丑年（1709）射洪知县李瑞建在独坐山下重建陈拾遗祠和墓，四川巡抚能泰作《重修陈拾遗墓记》：“陈拾遗首倡高雅冲淡之音，横扫六代之纤弱，直与黄初建安相絜量。嗣后，太白、子美诸公踵武继起，上掩风骚。开唐雅之风气之者，谓公非豪杰之士欤？”

上世纪50年代开始文学界对陈子昂作品进行系统研究整理，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徐鹏点校的《陈子昂集》, 这是迄今最好的陈子昂全集本。上世纪80年代我国在陈子昂研究领域出现北京语言学院中华文化研究所所长、中文系教授彭庆生，西北大学国际唐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教授韩理洲两大领军人物。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彭庆生编著的《陈子昂诗注》《陈子昂年谱》, 是陈氏诗集的第一个校注本。2015年彭庆生编著出版《陈子昂集校注》，并对敦煌本陈子昂集进行了深入研究，补入卷六《志铭》部分。针对文学界对陈子昂提倡汉魏风骨反对齐梁诗风的不同看法，彭庆生指出：“我国诗歌有两个特点，现实性和抒情性，以抒情为主。陈子昂的诗歌理论核心在于要求诗歌既与人民保持血肉联系，又发扬中国诗歌抒情的特点。他的诗歌理论有矫枉过正之处，这种矫枉过正，在唐初文坛积重难返的状况下，有其历史的合理性。”韩理洲从1980年开始先后发表《论陈子昂的诗》《陈子昂的生平和思想》《陈子昂诗文编年考》《陈子昂研究》等一系列深入研究陈子昂文学成就与思想影响的论文，1987年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陈子昂评传》、1988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陈子昂研究》两本专著，成为唐代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文献。韩理洲认为，陈子昂诗歌表现出鲜明的个性: 一是格高气壮, 声情激越; 二是存兴寄, 蓄愤托讽; 三是洗华从朴, 语言遒劲。

1988年6月以来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四川省社科联、四川师范大学，先后三次在陈子昂故乡四川射洪和成都，分别主持召开陈子昂学术讨论会和陈子昂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日本、俄罗斯、乌克兰、美国、瑞士、缅甸、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唐文化专家和汉学专家参加研讨。收到二百余篇研究论文，出版《陈子昂研究论集》三辑，取得重要成果。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唐诗之路研究会会长、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卢盛江教授认为，陈子昂的文学地位与历史贡献是：“诗文革新的旗手”“为民发声的诗家”“艺术创新的先驱”“流芳百代的文宗”。

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7）陈子昂因理想破灭，愤然登上幽州蓟北楼（遗址在今北京市境内）慷慨悲吟《登幽州台歌》，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千古绝唱。近年北京市在大兴区礼贤镇念坛公园建设《幽州台歌》景点，复制陈子昂时代古幽州台的山形、地势、植物原貌和传说中的金台古井，在制高点建设涵远亭，竖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诗碑，彰显当代人对幽州台（黄金台）这一历史文化遗迹所体现的燕昭王招贤纳士精神，和陈子昂诗歌革新反映社会现实的“风骨兴寄”诗学思想的景仰和传承。

陈子昂《春日登金华观》（图片来自网络）

四、陈子昂诗学思想与创作风格在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影响

中国汉字文化（儒家文化）是世界五大文化之一，在相当久远的历史时期领先于东亚各国，产生出巨大的文化辐射力和影响力。唐诗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璀璨瑰宝，不仅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文化长城，更以强大的文化辐射力深刻影响了东亚文明进程。作为“唐诗之祖”的陈子昂，其《登幽州台歌》和《感遇三十八首》五言古诗的诗学思想和创作风格，受到东亚汉字文化圈国家文学界的高度评价，先后翻译成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阐释、拟效和传承。

中日文化交流始于东汉，唐代日本派遣大批使团学习唐朝制度、文化、佛教和医术。日本奈良一平安朝前期（8世纪），遣唐使与学问僧从中国带回唐集写本，“初唐四杰”、陈子昂、王维、李白、杜甫、王昌龄、白居易、元稹等唐代著名诗人的诗篇传到日本，入藏皇室与寺库，日本汉诗已见对陈子昂汉魏风骨、古调（《感遇》）的借鉴，成为学习典范。日本平安朝中后期一镰仓（9-14世纪）时期，五山禅林通过宋元刊本重获《感遇》《登幽州台歌》，诗僧常以其怀古、孤高意象入禅诗，以解句义为主。日本江户时代（17-19世纪），《全唐诗》《唐诗品汇》大量传入日本并翻刻，服部南郭《唐诗选国字解》详释陈子昂诸作，成为塾学教材。士人将《修竹篇序》视作唐诗革新纲领，多有仿《感遇》组诗、拟《登幽州台歌》的怀古之作，对“兴寄”“风骨"的阐释融入日本汉诗理论。

中国与越南在地理历史上有紧密的亲缘关系，汉字在越南上层社会被视为一种高贵文字。儒学汉籍南传，使越南文人的汉文化功底深厚。20世纪前越南对唐诗以汉喃译介与选录为主，唐诗在越南译本中经过音译、解释大意及重新组合为诗三层翻译，以确保读者能精准理解古诗的内涵。《唐诗三百首》越译本关注《登幽州台歌》和《感遇》三十八首之名篇，侧重文本传播与诵读。李朝一陈朝时期越南文化繁荣，众多诗人涌现，创作汉诗题材广泛，格律严谨，一些诗人对陈子昂《感遇诗》进行拟效。20世纪越南政治家、历史学家陈重金编著《唐诗》，以越南群众喜爱的“六八体式”翻译陈子昂《登幽州台歌》，还原苍凉孤高意象，成为越南唐诗译介的经典范例，流传甚广；《燕昭王》贴合原诗怀古兴寄，传递怀才不遇沉郁；《感遇诗》选译三十八首组诗中的经典篇目，兼顾古朴与流畅。陈重金、阮文煊关注陈子昂"风骨兴寄"诗学思想对越南汉诗的影响，从文学史与比较文学角度，研究感遇主题、风格、形式在越南的接受情况。21世纪至今阮福心、阮俊从文本细读、跨文化传播、接受史方面，系统研究越南李朝一黎朝汉诗对陈子昂诗歌的转化与本土化，兼及现代越语译本的翻译策略与读者接受。

中国与朝鲜半岛大规模文化交流始于唐代，古代朝鲜“北学中国”“倡文东邦”，唐诗对朝鲜半岛的影响既深刻又广泛，多数文人对唐诗的接受延续一生。朝鲜王朝中期文人群体呈现拟效唐诗的现象，更有诗人群体共同次韵唐朝著名诗人组诗的情况。其中申钦、金堉、朴长远、徐命膺、尹东野等人共次韵陈子昂《感遇诗》八十七首。内容包括：谈玄论道，循天地万物之理；书写历史反思社会，抒发个人情感；描写自然风光，寄托隐居之情。朝鲜王朝仁祖时期政治家、文学家、诗人申钦（1566-1628），以汉学造诣深厚著称，因所处时代景况、人生际遇与陈子昂相似，在思想上与之产生跨国度跨时代共鸣，创作《次陈子昂〈感遇〉三十六首》，载入《象村稿》卷之六。他继承陈子昂诗歌“兴寄”感遇主题思想，体现忧时感世爱国济民、坚守自我德行保持高洁风骨、理想受挫欲归山林的情怀。在诗歌形式上使用陈子昂感遇诗原韵，和“兴寄”“虚字入诗”手法，使诗歌节奏鲜明，感情充沛，气势豪壮。朝鲜王朝正祖时期政治家、史学家、著名实学者徐命膺（1716-1787）创作《和陈子昂感遇诗韵》三十六首，并序云：“陈子昂感遇诗，断非建安以后作者所及。杜子美称其圣贤骚雅，韩退之称其文章高蹈，朱夫子称其丹砂空青，金膏水碧，实物外难得自然之奇宝。余于暇日，次感遇诗韵，非敢妄拟格调。聊欲自试其识之逮不逮云。”

朝鲜王朝中期不少学者对陈子昂诗学思想，从文学、哲学、伦理角度深入研究和实践。《韩国文集丛刊》卷七《文论》载，朝鲜著名学者、文论家、实学思想先驱张维（1587-1638），在《天机论》中将陈子昂“风骨”“兴寄”之说，视为“天机”发于心、不假雕饰的典范。认为陈子昂将齐梁以来“彩丽竞繁”诗风“始变雅正”，其《感遇》诗非为辞藻而作，实为“心与道合，气与天通”之体现，将陈子昂诗学上升至“文道合一”的形而上学高度。朝鲜仁祖朝重臣、杜诗学权威李植（1584-1647），在《纂注杜诗泽风堂批解》中多次以陈子昂为“唐诗之祖”，称“子昂一出，而唐诗始有骨；子美继之，而唐诗始有魂。”将陈子昂《感遇》三十八首视为杜诗“忧济元元”精神的源头，认为其“不为时趋，独守正气”立场，是杜甫“诗史”精神的先声，构成朝鲜“陈-杜诗学谱系”的核心脉络。朝鲜王朝哲学家、实学派代表人物李瀷（1681-1763）《星湖僿说》“陈子昂条”云：“退之诗：‘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国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朱子至和其《感遇》之作。余考之，未见其可赏。盖六朝余风入唐，犹有循习者，子昂始有奋起脱去之功也。”

当今陈子昂诗学思想和创作风格进一步受到韩国学者的追捧。汉学界对陈子昂诗学思想接受研究，更注重陈子昂在韩国诗歌发展中的文化道德符号重构、陈子昂文化对东亚文化渗透影响的探索上。韩国首尔市立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成谨济，2018年发表的《朝鲜时代对唐诗的接受与重构》中指出：“陈子昂在朝鲜并非仅作为诗人被接受，而是作为文化道德符号被重构。张维的‘天机’、李植的‘骨魂’，皆非单纯诗学批评，而是对‘何为真正文人’的哲学追问。”韩国《中国语文学》（2020年第3期）刊载韩国汉阳大学中文系教授金明焕《陈子昂文学革新理论中的“风骨”与“兴寄”》一文，分析陈子昂如何将“风骨”论转化为唐代诗歌革新的实践工具，强调其“兴寄”说对矫正齐梁诗风的作用，从跨文化角度，探讨朝鲜古典文学中类似“风骨”概念的接受情况，揭示陈子昂诗歌理论对东亚文学的影响。韩国学者注重将陈子昂置于东亚文学史框架中，分析其理论对朝鲜古典文学的渗透，强调陈子昂“兴寄”说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启示。

《韩国文集丛刊》（图片来自网络）

来源：巴蜀文史

作者：李敦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