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旧志的记载，王世明的事迹本应排在汤旷之前，而汤旷则稍居后位。那时，王世明势力略大、实力更强，两人皆为本地人。王世明起初驻守县城，后退守平浏边界长田的永平寨；汤旷则一直坚守石牛寨，二人相互掩护，前后整整坚持了十年左右。然而，我今天之所以把汤旷放在前面，是因为他在后世的影响更为深远——人虽离世已逾六百四十年，但江湖仍流传着他的传奇故事。况且，石牛寨仍旧存在，因人而名，因名而人显。基于此缘由，我将汤旷的名位排在王世明之前，以彰显他的传奇与影响力。 旧志中称土贼王世明、汤旷作乱，分据县境，但我不赞同这种历史评价。王世明、汤旷绝非贼寇，更谈不上作乱，他们是一腔热血保境安民的平江兵寨领袖。其英勇事迹可歌可泣，胆略与气魄足以让后人称颂。他们演奏了平江兵寨最为悲壮的战歌，展现了平江百姓最惨烈的家国情怀，凸显了平江人民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也传承了崇文尚武的精神。今日之我们，应为他们的勇气与忠诚喝彩。

他们不是贼，因为既未窃国，也未盗邦。他们顺应民心，举旗团结百姓，自保护民，维护一方平安，不让外敌或匪寇侵扰民生，因此得到了地方民众的支持，被称为义军。也不是作乱，因为平江的义军并未越境，更未与朝廷武装对抗。当时统治者名存实亡，无暇顾及民生。狼烟四起，匪寇横行，百姓深受其害，唯有组建团练、据兵寨，以守家门之安全。这样的英雄气概，本应得到历史公正的评价。可惜，先贤李元度主编的《平江县志》却将他们列为土寇作乱，实有失偏颇。用历史的眼光审视汤旷、王世明，六百多年前的行为应予平反，因此我称他们为兵寨领袖。 汤旷、王世明活跃于元末明初的社会大动荡时期。蒙古铁骑横扫欧亚，游牧民族精于战争却不善治国，他们将国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待遇迥异。读书人被贬至第九位，科举、任职、刑律皆受差别对待。元朝统治者奢靡腐败，民怨四起，百姓困苦，农民起义在全国范围内爆发。

《同治平江县志·兵事志》记载：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徐寿辉遣倪文俊陷岳州，并踞县境。《元史·本纪》也有记载，倪文俊拥徐寿辉为红巾军首领，僭号天完，在汉阳建伪都，江西、湖广成为贼境。随后，陈友谅杀倪文俊、徐寿辉，改国号为汉。志中又载：同年七月，红莲贼寇入县境，官军击退之。《通志》亦记：流贼蔡、袁二酋掠岳三十路，称红莲教，官军击退之。 《岳州府志》云：至正十五年，皂旗张姓者叛乱。世明与旷谋为保障。世明称元帅，屯永平寨；旷称江淮枢密史，屯石牛寨，分扰各乡。又载：世明据县城，旷据浆市，分扰县境七年，出没劫掠，民不聊生。从历史大背景看，元末全国农民起义爆发，平江之地既有红巾军驻县，又有红莲教兴起，还有陈友谅的势力范围。至于皂旗张姓起义，因资料有限，笔者不敢妄加评述，推测或为举玉皇大帝护殿大将军旗起事。

社会动荡之际，平江人王世明、汤旷举义旗聚众自保，抵御外敌，类似清末李元度、张岳龄办团练，目的皆为保家卫国、守护一方安宁。他们的起义与陈友谅、朱元璋同时期，但与陈友谅达成互不侵犯协议，纳入其势力范围。王称大元帅，汤称江淮枢密使，二人互为保障，可见是对等同盟，而非上下级关系。 陈友谅与朱元璋争霸天下，成者为王败者为寇。鄱阳湖之战，陈受伤身亡，其汉王朝土崩瓦解。朱元璋乘胜追击，却在平江遭遇王世明、汤旷的坚强防守，多次未果，损失惨重，最后举重兵攻下平江，导致历史悲剧。汤守石牛寨，王守永平寨，两寨军民与吴军展开惊天地泣鬼神的决战，血染的战场铸就石牛寨、永平寨辉煌历史。 《同治平江县志》记载：明防守浆市哨千户一员，金铺哨千户一员，俱以岳州卫千户拨防。由此可见，明朝对平江的戒备之深。千户哨所官员为从四品，统兵七百以上，比知县高三级。这么多驻军，也促成了石牛寨形成浆市街，平浏边界形成长田市，也成为两地地名由来的历史渊源。志书轻描淡写地写吴遣参政帅师擒土贼王世明、汤旷，然而参政官仅三品之下，率军擒两寨，却付出巨大代价。汤氏族谱记载他们战死或自尽，显然非生擒可比，志书的表述显失偏颇。 历史没有如果。朱元璋或因胜利冲昏头脑，只顾收复陈友谅辖地，对平江情况不甚了解，最终酿成悲剧。若能沟通顺畅，王世明、汤旷皆为明理之人，本可臣服于大明，而不至付出惨烈代价。

从族谱、民间传说与史书记载来看，汤旷是极具人文情怀的人，值得称颂。他保护百姓，拯民于水火。有一则佳话：朱元璋吴军进攻时，山下火光冲天，战场血肉横飞。汤旷打扫战场时，发现河中田沟里的一个小孩，全身被蚂蟥覆盖，便救出带在身边，养大后送回沙湾重整家业。此人名樊政仲，他感恩不忘，家族立下誓言永世不忘汤，忘汤永不昌，后裔已达二十四万余人，是修水县望族。至今，每年清明，樊家仍先祭汤姓祖坟，再祭樊姓祖坟，世代相传六百余年不衰。这段故事折射出汤旷的人性与仁爱，彰显他爱民护民而非扰民，也侧面揭示《同治平江县志》评价历史人物的偏颇与政治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