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的感情，总是质朴而直接的。他们的心像一面轻盈的风帆，风从哪方吹来，他们就随之而动：谁对他们好，他们便紧紧跟随；谁对他们恶，便用脚去投票。 《后汉书·陶谦传》中记载道：初平四年，曹操出兵攻打陶谦，攻破了彭城傅阳。陶谦退守郯城（今山东临沂），曹操虽屡次攻城，却未能攻克，只得撤军。然而，途中他掠取了虑、雎陵、夏丘等城，皆施行屠杀。男女数十万人命丧黄泉，鸡犬无存，泗水为之断流，从此五县皆固守城池，再无人敢随行。早先三辅因李傕之乱而投奔陶谦的百姓，也几乎被全数消灭。兴平元年，曹操再度出兵，攻下琅邪、东海诸县，陶谦心生惶恐，打算逃往丹阳。

《三国志·武帝纪》也有记载：夏季，曹操派荀彧、程昱驻守鄄城，同时再度征讨陶谦，拔取五城，势如破竹，直抵东海。途经郯城时，陶谦派曹豹与刘备驻守郯东，企图阻挡太祖。曹操大破之，又攻下襄贲，所至之地，无不残戮，惨状触目惊心。 你以为曹操只会吟咏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诗句，其实他造成的浩劫，他自己也要负不可推卸的责任。

初平四年，公元193年，曹操进攻徐州陶谦。陶谦退守郯城，曹操掠取虑、雎陵、夏丘等城，屠杀男女数十万，连鸡犬都难以幸免，泗水被堵断，五县陷入人间炼狱。 当年因三辅李傕之乱而投奔陶谦的百姓，几乎全被杀害。到了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曹操再度征徐州，攻取琅邪、东海诸县，陶谦再无力回天，欲逃丹阳。无论《后汉书》还是《三国志》，都清楚记载了曹操屠城杀戮的暴行。

诸葛亮出身徐州琅琊郡阳都（今山东临沂沂南），家族显赫。即便如此，也无法忍受曹操的屠戮威势。曹操攻取琅邪前，诸葛亮家族便已南迁荆州，以保全性命。诸葛亮一家并非孤例。为了躲避战乱，许多百姓和士人纷纷南逃：有人投往荆州，如诸葛亮兄弟姐妹及诸葛玄；有人则奔江东，比如张昭（徐州彭城）、诸葛瑾（徐州琅琊）、张纮（徐州广陵）。 《后汉书·刘表列传》记载：关西、兖、豫的学士南迁荆州者，竟有千余人。刘表安抚、赈济，使其得以自保，还兴建学校，广求儒术，绛母闿、宋忠等编纂《五经》章句，称为《后定》。爱民养士，安身自保。 荆州在中原战乱之时，成为一片相对安宁的乐土。大量中原士人和流民，因战乱十室九空，纷纷南下投奔荆州或江东，寻求庇护。曹操数次南下攻打南阳郡宛城，这是荆州北境，由张济守卫，并与刘表结盟抵抗曹操。曹操在中原的恶名，自然随流民的迁移而传入荆州，加上刘表与曹操为敌，刻意抹黑也在情理之中。 刘表治理荆州十余年，保持了难得的平安。然而到了公元208年，曹操南下荆州，平静的荆州被打破，百姓陷入恐慌。曹操自徐州屠城以来，史书记载他至少进行了五六次屠城，并屡有杀降之事。《三国志·董二袁刘传》记载：太祖还军未至营，袁绍部将高览、张郃等率众降，余众伪降者尽被坑杀。

这些惨剧传入荆州，百姓惧怕曹操，自然不假。公元208年，曹操进兵江陵，下令荆州官吏与百姓照曹魏制度行事，这条新政带来了极大压力。如果继续沿用刘表的政策，再逐步改革，百姓或许还能接受；曹操的做法却让百姓更加疑虑。 《三国志·袁涣传》记载，新募民开屯田，百姓不乐，多逃亡。众所周知，曹操的赋税比刘表重，实行屯田制，甚至有世代强迫农民种地之意，百姓无法忍受，无奈用脚投票。

相对而言，刘备对百姓仁慈有加，深得人心。《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其得人心如此。曹操南下时，刘备南逃，刘琮属下及荆州众多百姓归附刘备，随他迁移至当阳县时，随行人数达十余万，粮草物资数千辆，每日仅能行进十几里。刘备还遣关羽率船数百艘，会合江陵。有人劝刘备速行保江陵，以免曹操兵至无法抵御，但刘备答曰：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人归吾，吾何忍弃之！ 可见，百姓带着全家财产随刘备而去，显然不愿追随曹操，而选择继续追随刘备。有人建议先抛下百姓以自保，刘备却以天下大计为重，不忍舍弃，这其中固然有私心：当时人口就是生产力，有了人才能组建军队、屯田耕作，方能与曹操抗衡。 刘备收买民心的本领卓绝，每到一地，必先安抚民众。刚入荆州时，当地士人百姓对刘备的态度渐渐转向支持，荆州豪杰纷纷归附先主。这也引发刘表的猜忌。后来刘备应刘璋之邀入益州驻葭萌军营，并未贸然攻打张鲁，而是厚施恩德，以收众心。 刘备厚待百姓，百姓自然愿意归附他。这不仅是策略，更体现出刘备的仁义之心和对民众的珍视。百姓愿随刘备而去，有三大原因：一是曹操屠城杀降，百姓不敢跟随；二是曹操赋税沉重、强制屯田，百姓无奈离开；三是刘备仁德待民，百姓心甘情愿追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