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的某个夜晚,五万多人被铁丝两两捆在一起,排成纵队走向长江边。等待他们的,是机枪、刺刀,最后是煤油和火。
这不是传说,也不是谁的文学创作。施害者本人把这一切写进了日记。
很多日本人有个根深蒂固的误解,觉得南京大屠杀是士兵打了胜仗之后的"情绪失控",是几个坏人干的事,不算整个国家的责任。
这个说法,被日本军官自己的日记给彻底否了。
日军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日记里写——"由于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决定采取全部彻底消灭的方针。" 他还顺手记了个数:光他手下一支部队,就"处理掉"了大约一万五千人。
另一个旅团长山田栴二的日记更直接,他写"命令说将俘虏全部杀掉",然后记下自己"在江边视察处理情况"。
这道命令从哪来的?追上去,是当时的上海派遣军司令,下令"解除军纪三天",让底下的人"杀掉全部俘虏"。命令通过无线电发出去之后,电文原件当场烧毁。这个细节本身就说明了一切——他们知道这是罪,所以要毁证。
南京沦陷之后的六七周,是历史上记录最详细的屠杀之一。
城里城外,长江沿线,日军搜捕、集中、捆绑、枪杀、焚尸、投江。从城南的汉中门到下关的中山码头,从燕子矶的江滩到草鞋峡的芦苇地,每一处都有时间、有地点、有幸存者后来的证词。
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的死亡人数超过二十万,南京本地军事法庭的认定超过三十万。
讲规模很容易让人麻木。二十万这个数字,大到人的大脑根本无法真实感知。所以我们不妨停下来,只看其中一个家庭。
1937年12月13日上午九点左右,南京城南一个小院子里住着三代九口人。外公外婆、父母、几个孩子,最小的一岁,最大的外婆七十多岁。
那天上午,大约三十个日本兵冲进来。父亲最先被枪杀。外公外婆用身体挡在孩子前面,也被杀了。母亲怀里抱着一岁的婴儿,婴儿被刺死,母亲随后遇难。两个十几岁的姐姐被拖走,再也没有回来。
八岁的夏淑琴藏在房间里,背上被刺了三刀,昏死过去。
她醒来的时候,身边只剩一个四岁的妹妹。两个孩子在尸体旁边度过了接下来的十四天,靠家里剩下的一点炒米和水缸里的冷水活下来。
这个案子后来有美国牧师拍摄的影像为证,在东京审判上作为证据播放。
同样有影像记录的,还有另一个女人——李秀英,当时怀孕六个多月,被三个日本兵刺了三十七刀,脸上、腿上、肚子上,每一刀都留有医疗记录。她的孩子在伤后第三天流产。因为这些伤,她身体垮了,一辈子无法正常工作,每逢阴雨天气全身作痛。
荒唐的是,1998年,一个日本右翼学者出版书籍,称李秀英是"假证人"。李秀英把他告上法庭,2004年胜诉。那一年她去世,八十六岁。
还有一件事,让人觉得比这一切更难以消化。
1937年12月,日本的报纸——《东京日日新闻》,在头版用几乎娱乐报道的笔法,记录了两名日军军官的"竞赛":比赛谁先用军刀斩杀一百名中国人,还配发了两人持刀的照片,文章里附上了实时进度,最后的比分是一百零六比一百零五。
这件事在当时的日本是可以公开报道的。甚至有庞大的读者市场。
二战结束之后,有一份来自德国的外交电报被发现了。这份电报是纳粹德国驻南京使馆发回柏林的,写于屠杀期间。
德国人在电报里用的措辞是——"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者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副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说这话的,是纳粹德国的外交官。日本的盟友,觉得这件事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边界。
战后,东京审判历时两年多,主要指挥官松井石根被判处绞刑,1948年执行。南京本地军事法庭枪决了直接负责屠杀的师团长谷寿夫。
但清算并不彻底。
冷战来了。美国需要日本作为对抗苏联的桥头堡,于是1948年圣诞夜,一批甲级战犯嫌疑人被麦克阿瑟下令释放。其中一个叫岸信介,后来成了日本首相,也是安倍晋三的外祖父。
这就是为什么,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认知在日本国内至今没有完成。教科书争议年年有,部分版本把"南京大屠杀"的字样和数字抹掉;有政客公开说"慰安妇是自愿的";靖国神社里供着当年被判了绞刑的战犯。
南京江东门有一处万人坑遗址,1990年代末发掘出两百多具遗骨。法医鉴定显示,其中将近三成是儿童。这些骨头不会说话,但上面的弹孔和刺刀痕迹,是说不了谎的实物。
现在,登记在册、还在世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只剩二十四个人,平均年龄超过九十岁。每过一年,这个数字就会再少几个。
等最后一个亲历者离开,历史就真的只剩文字和骨头了。
而有人,正在努力连文字也一起抹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