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太医院中曾有西医的身影，许多人可能并不知道，早在元代，西医就已经开始进入中国，且这些西医并非是那些在欧洲混不下去的人才，他们中的一些甚至曾是欧洲王室的御医。下面我们将简要回顾几位在中国推广西医的先驱人物。 最早将西方医学传入中国的西洋传教士，要追溯到公元1289年，由教宗尼古拉四世派遣的意大利籍方济各会传教士孟高维诺（1274-1328）。根据1882年版的《波西米亚史料集》记载，孟高维诺在来华之前，曾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菲特烈的御医，医术必定非同凡响。来华后，除了从事传教工作，他还通过行医来帮助当地民众。根据陈邦贤所著的《中国医学史》记载，孟高维诺在北京逗留了34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他必定研究过中国的医学书籍，也进行了不少中西医结合的临床实践，然而，遗憾的是，他的这些医学成就并未得到充分的记录。

紧接着，西洋传教士中最早开办医院的是葡萄牙的加内罗主教（1543-1583）。他于1567年到达中国，定居广东地区。在澳门，他开设了两所医院，一所专门为非基督教徒提供医疗服务，另一所则服务于基督教徒。明末时期，随着利玛窦、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卜弥格等传教士的到来，西方医学逐渐深入中国。这些传教士不仅传教，还带来了西方的医疗技术，其中邓玉函和卜弥格的医术尤为出色。邓玉函在来华前，曾在欧洲的医学界深受王公贵族的青睐，来华后他不仅在澳门行医，还进行了病理解剖的研究。对于中国本草，他也进行过深入的研究，甚至尝试通过植物的根茎叶花来分析其药效。卜弥格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医生，他继承了家族的医学传统，来华前曾是波兰国王的首席御医。在澳门、海南岛、云南等地传教的同时，卜弥格也行医并研究中国的传统医术，著有《医钥》、《中国医家》等书，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医疗知识。 在元明时期，虽然传教士主要的目标是传播宗教，而行医则只是附带的工作，他们的医学水平在当时并不被中国人看重，因此他们在中国的医疗影响力相对有限。但正是通过这些传教士的努力，中西医学之间开始有了接触，孟高维诺、加内罗、邓玉函和卜弥格等人无疑是这段历史的重要先驱。

到了清朝，西方医学因人体生理学的突破性发现，其优势逐渐显现，而康熙帝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推崇，也让一些传教士成为了医生，为中国社会服务。鲍仲义（意大利籍）、樊继训（法国籍）、罗德先（德国籍）、罗怀忠（意大利籍）、安泰（法国籍）等五位医师，在康熙时期来到中国，他们不仅拥有卓越的医术，也具备高尚的医德。除了为皇帝及王公贵族看病，他们还积极为贫困百姓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罗怀忠在来华之前，曾向名医请教，获得了丰富的医学知识，来到中国后，他在澳门开设了诊所，免费为贫困家庭治病，还举办了助产士培训，向她们传授妇科、儿科等医学知识。 其中，罗德先的医术尤为高明。他不仅精通外科，尤其擅长配药，脉理也了如指掌。方豪在《中西交通史》中对他进行了高度评价，称他为精外科，尤善配药，并谙脉理。他曾两次挽救了康熙帝的生命，一次治好了康熙的心脏病，另一次为康熙帝割除了上唇的肿瘤，这使得康熙帝对他十分信任。康熙帝曾在十次旅行中，长时间出行，每次行程超过六个月，罗德先也多次随行照料。为了感谢他的贡献，康熙帝给了他价值二十万法郎的金锭作为报酬。罗德先在没有药物可用的情况下，往往自己调配药物，很多人都向他求药，而他从不拒绝任何人。巴多明曾对他做过这样的评价：他很少说话，也很少承诺，但做得很多。他的耐心和温和让我最为佩服，任何事情都不会让他灰心，无论遇到什么困境，他都保持沉稳，对所有人都怀有仁爱之心，穷人和富人一样。 乾隆时期，罗启明和巴新也作为传教医生来到中国。罗启明（1725-1764），葡萄牙籍耶稣会士，1751年随钱德明、高慎思一起来到中国。他擅长外科，在宫廷中任职治疗疾病的同时，致力于传教。由于过度劳累，他因肺结核早逝。而巴新（1712-1744），法国籍耶稣会士，曾是波斯王国首席御医。巴新于1765年来到中国，在广东传教，后来成为乾隆帝第五子御医，凭借着西医的治疗方法，他成功治愈了皇子的疾病。 除了这些传教士，乾隆时期还有韩国英和索德超等医生。韩国英在京城为俄国传教士和中国百姓提供医疗服务；而索德超，尽管在乾隆朝并未直接参与行医，但他作为天文学家，为中国的科学事业作出了贡献，且有文献提到他曾是医师。研究乾隆时期的法国作家阿兰·佩雷菲特在描述英国使节马戛尔尼（1737-1806）访问中国时，也提到索德超是医生和药剂师。

这些西医的到来，不仅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医疗技术，也促进了中西医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尽管他们的初衷是传播宗教，但他们在中国的行医活动却无意中为中国医学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