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玉牒》等史料记载，从清初入关直至清末，清皇家与科尔沁蒙古的联姻可谓源远流长、绵延不绝。出嫁至科尔沁部的公主数量远超其他部落，这不仅彰显了这种联姻的长期性和连续性，也反映出通婚次数之多、影响之深。若进一步细究这些联姻事件，还能发现，清廷在联姻时往往偏重特定旗、特定支系。自康熙初年起，多集中于左翼诸旗，而雍正中期后，主要偏向左翼后旗与左翼中旗的两个支系，即达尔汉亲王满珠习礼支系和孝惠章皇后父系绰尔济支系。其中，左翼中旗的满珠习礼支系与皇家联姻频繁不断。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出嫁科尔沁部的公主人数远多于迎娶进宫的蒙古女性，其比例高达94:36，这与入关前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总体而言，这些数据勾勒出入关后清廷与科尔沁蒙古联姻的整体格局。

顺治元年六月，摄政王多尔衮定鼎北京。九月，顺治帝与皇室及宗室王公眷属由盛京迁至北京，十月朔举行祭告天地仪式，正式即位。半年之后，千里之外的科尔沁部便与清皇家再次展开姻亲往来。顺治二年四月，正值清廷与南明政权鏖战之际，科尔沁右翼中旗的巴达礼亲王携妻至京，为其子巴雅斯护朗与顺治帝之姐姐举行婚礼。这桩婚事早在入关前的崇德六年三月便已定下。五个月后，左翼的大妃、贤妃随同亲王吴克善、郡王满珠习礼及其妻多罗格格、多尔衮之郎舅桑噶尔寨来朝，历时两个月后归返。随后，科尔沁左翼中旗与清皇家的一系列联姻，很可能与二妃、二王此行密切相关。

顺治朝，清廷与科尔沁蒙古的联姻共24人次，其中右翼仅右翼中旗3人次，具体包括豫亲王多铎之子多尼娶土谢图亲王巴达礼之女，以及顺治皇兄承泽亲王硕塞之女许字已达礼之子沙津及其兄巴雅斯护朗再娶皇家郡君格格。直至宣统年间，才有肃亲王善睿之女嫁给此旗扎萨克土谢图亲王业喜海顺。值得注意的是，右翼后旗自入关以来至清末未有联姻记录，而右翼前旗仅有顺治七年布塔奇之子多尔济续娶礼亲王代善第九女一例，直至乾隆四十四年再现。

左翼旗则以左翼中旗为联姻重心。顺治八年，卓里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女出嫁14岁的顺治帝，被册立为皇后，这桩婚事早在顺治七年十二月多尔衮摄政时期便已定下。同期，吴克善之弟达尔汉郡王满珠习礼七岁左右的女儿亦入宫。婚后，顺治帝与皇后感情不睦，两年后废后为静妃。顺治十一年五月，孝庄太后为顺治聘定其侄孙女绰尔济之女为皇后，随后又将皇后之妹纳为妃。至此，顺治帝的四位蒙古后妃皆来自科尔沁左翼中旗，剩余两位则分别来自浩齐特部与阿巴垓部。左翼中旗的索诺木支系，也将扎萨克郡王奇塔特之女嫁给顺治帝堂弟温郡王猛峨（肃亲王豪格子）。

此外，清皇家有五位格格远聘至左翼中旗：额克亲之女嫁吴克善之子拖纳格；敬谨亲王尼堪第三女郡主嫁满珠习礼第四子额尔克鄂齐尔；贝勒博洛之女嫁绰尔济之子额尔德尼；绰尔济长子鄂齐尔娶皇家女；端敏公主嫁满珠习礼之孙班第。这其中，端敏公主出嫁时18岁，是当时皇宫唯一晚婚的公主，其延迟出嫁或因皇后及孝庄太后对她的喜爱。

康熙朝至雍正中期，清廷联姻的重心仍在左翼中旗及左翼前旗。左翼前旗，康熙初期冰图郡王孔果尔的三个儿子共有两女一孙女纳入皇家；皇家格格亦于雍正八年出嫁。左翼中旗，吴克善、索诺木两个支系在康熙中期前均有联姻。康熙二年，已故豫亲王多铎第八女嫁吴克善之孙鄂齐尔，鄂齐尔之女再嫁安亲王之子玛尔浑。康熙初，吴克善子拖纳格之女返嫁伯奇，索诺木支系亦有班第娶康熙帝孙女纯禧公主，后晋封固伦公主。自康熙中期后，两支系未见明确联姻记录，直至宣统年间，贝勒载澍之女嫁吴克善十一世孙色旺端鲁布亲王。

满珠习礼、绰尔济两支系则与皇家联姻频繁。绰尔济支系自康熙二年起，多个儿子娶皇家女，女儿亦入宫，联姻集中在顺治八、九年至康熙二年间。康熙四十年，绰尔济之孙喇什娶康熙堂侄显亲王之女。雍正继位后，其子女继续担任皇家额驸，参加征战，累封爵位，体现出与皇家联姻的连续性与重要性。满珠习礼一支亦每代均有子弟入宫，长子和塔娶镇国公屯齐之女，其女嫁康熙帝为宣妃，长孙娶端敏公主为班第，形成世代延续的深厚政治联姻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