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不一样的贞洁观- 唐太宗时期，寡妇限期改嫁，鳏夫必须再娶
唐太宗曾经颁布诏令，要求全国的寡妇在一定期限内改嫁，鳏夫也必须重新成家，并将这一政策作为考核地方官政绩的重要依据。虽然这条诏令表面上受到唐初北方胡人习俗的影响，但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当时人口稀少，社会迫切需要增加人口，而找不到其他有效手段。到了宋代以后，贞节观念逐渐强化，并延续至明清时期，表面上似乎是出于儒家理学的道德约束，但其深层逻辑却与人口调控密切相关：宋朝人口已突破一亿，明朝达到两亿，清朝更是超过四亿。寡妇守节的社会效果，恰恰符合人口节制的需求，甚至在晚清催生了中国的马尔萨斯之称的汪士铎，他提出了一套极端的人口观念。 回到历史的起点，西汉时期的和亲政策便是典型例子。王昭君被远嫁匈奴，嫁给单于，其地位堪比汉朝皇后。然而，按照匈奴习俗，她丈夫若去世，她便必须再嫁给新的单于。原先单于与其他妻子所生的儿子，从辈分上来看相当于她的儿子，如果新单于去世，她依然可能面临再次改嫁。汉人对此无法理解，认为这种做法既野蛮又近似乱伦，而匈奴人却理直气壮地解释：这是为了保证血脉的延续。 匈奴是典型的游牧民族，生活在蒙古高原及其周边草原，气候寒冷干燥，物产稀少，尤其是粮食基本不能自给。生存环境艰苦，加上饮食习惯与生活方式，导致人均寿命普遍偏低，人口自然增长困难。纵观近代蒙古高原的情况，也不难发现同样的人口规律：寿命短、人口增幅低，一遇灾害便出现负增长。因此，匈奴采取多次婚嫁的方式，充分利用女性生育能力，成为一种人口扩张策略。汉人进入匈奴，无论是被俘、作为人质，还是自愿前往，都被要求成家生子。张骞首次出使，刚到匈奴不久便被扣留十年，离开时已有家庭和孩子；苏武被扣留为人质，流放至贝加尔湖一带，归汉时已育有两子；投降匈奴的李陵、李广利，亦被要求成家生子。
这实际上是匈奴的生存策略，利用有限资源尽可能增加人口。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的行为完全合理，而汉朝早在西汉、东汉时期，就已出现女性贞节观念，寡妇改嫁被视为不光彩的事情。 然而，这种差异并非绝对。北朝时期，前线常年征战，人口增长困难，尤其是士兵常无法及时结婚或生育。于是皇帝颁令，将后方寡妇送往前线，与士兵成婚，确保家庭和人口的延续。这种情况下，生育需求凌驾于所谓守节之上。 唐太宗在登基之初（贞观元年）便发布诏书，目的明确：增加人口。诏书规定，男二十、女十五以上者应尽快结婚，寡妇丧期届满必须改嫁，鳏夫亦需及时婚配，并将地方官对寡妇改嫁的推动情况作为政绩考核指标。这一措施，正是在隋末唐初战乱、突厥南侵及天灾人祸后，人口骤减的背景下出台的。 唐玄宗时期仍延续类似政策，开元二十二年，合法婚龄降至男十五、女十三，为中国历史上法定婚龄的最低点。可见，婚姻观念会随实际社会需要调整，唐朝根本不存在寡妇不能改嫁的社会禁忌，公主传记中甚至记载，最多的公主改嫁五次，且堂而皇之。 到了五代、宋朝，尤其是宋代，贞节观念日益强化，寡妇改嫁被视为不光彩，未婚夫死去或娃娃亲男方去世，女性亦不得改嫁。欧阳修曾记载一位节妇的故事：小官员在外地去世，他的妻子护送官帽回乡安葬。天色已晚，她在河南西部寻找旅店，但孝服与棺材让店员视为不吉利，不允许入住。她无处可去，店员上前拽她，触碰其手，她愤怒至极，抄起斧头将手臂砍断，以守贞节为名。此事传出后，她被视为典范。宋朝学者甚至宣称：女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此类观念在元、明、清延续，并愈加严格。各地建立贞节牌坊，表彰节妇、烈女，其主要事迹往往是拒绝改嫁，甚至以死抵抗强迫婚配，有的自杀、有的割发或自残。年轻寡妇守节、抚育遗腹子直至成人，广泛被记载于方志与地方志中。这些现象并非单纯的道德或价值观问题，而是深深扎根于人口背景之中。唐初人口不多，顶峰也仅七八千万，宋代已超一亿，南宋与金朝合计约一亿二千万，明朝突破两亿，清朝超过四亿。人口增长与社会结构的现实需求，使得寡妇守节与妇女贞节观念恰好满足了社会的调控需要。晚清学者汪士铎，更提出极端人口控制建议，包括溺死女婴、设立童贞院、严禁寡妇改嫁，因他认为女性生育能力是人口压力的根源。 由此可见，表面上的价值观念与婚姻习俗，其背后实则是社会现实与人口需求的反映。正因为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即使在被汉人视作野蛮乱伦的唐代，皇帝也会亲自下诏令，要求寡妇限期改嫁，以应对社会与国家的人口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