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以来，中国经过百年考古，前两年得出一个结论，即“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

也就是说，在拥有长江黄河“双核”引擎的情况下，中国经过几百万年的连续演进，大江南北黄河内外无数文化的冲突与交融，最终在5000多年前进入“文明时代”，此后又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可见，一个原生文明的形成多么艰难，需要历经多少风雨与春秋。

问题在于：按照西方历史描述，古埃及文明是原生文明，比中国的还要辉煌（关于古埃及文明的辉煌，不妨看看笔者对百科古埃及目录的截图，其中文化发明创造部分，可谓逆天），那么它的形成需要多少时间呢？

相比中国，从埃及第一文明遗址出现到古埃及文明的出现，中间时间短到让人费解。如果一切都为真的话，那么只能说古埃及堪比古希腊，又是一个人均大师推动社会高速发展的神奇文明。

埃及第一文化遗址

按照西方对古埃及的描述，距今约7400多年前，以下埃及的法尤姆地区为中心开始（法尤姆省会距离开罗88公里），出现聚落组织城邦，进而形成国家，古埃及文明最早就形成于法尤姆地区。

那么，在埃及历史长河中，法尤姆地区位于什么坐标上呢？

很简单，法尤姆地区的“法尤姆文化”，被认为是已知最早的埃及文化，距今7450-6400年，相当于中国仰韶文化前期。法尤姆文化之前，埃及或无人定居，或只有极少数原始人群生活。

与中国存在极强的演化链不同，法尤姆文化是突然出现的，此前在埃及没有演化痕迹。西方历史描述：法尤姆文化使用篮子储存大麦和小麦，制作表面光滑、呈红色、棕色或黑色的钵等简陋陶器器皿，使用石灰石制作化妆用的调色板。

与中国还有一个不同的是，法尤姆文化遗址面积很小，多为零散的小型聚落或营地，缺乏该文化一些遗址的权威占地面积数据。相比之下，万年前的中国河北磁山遗址14万平，7000年前的仰韶遗址36万平，都远非法尤姆文化遗址可比。

除了法尤姆文化，埃及还有两大与之并列的文化，即梅里姆达文化，距今7000年-6100年，面积为18万平；奥玛里文化，距今6600年-6350年，占地面积不详。

以上谈的是下埃及，上埃及最早的是巴达里文化，距今6400-6000年，据说出现铜器（如铜念珠），并进入铜石并用时代。

在此之后，埃及出现涅迦达文化，距今6000-5000年，分为三期，第三期距今5200-5000年，据说埃及从分裂走向统一，最终上下埃及合并为单一的埃及王国，奠定了古埃及国家的基础，随后进入早王朝时期。

难怪古埃及被质疑

以上就是孕育出神奇古埃及文明的文化，归纳一下有以下几个特别之处，让人很难不对古埃及文明产生一些怀疑。

首先，埃及绿洲面积很小，上下埃及绿洲总面积不到4万平方公里，关中平原面积3.6万平方公里，两者相差不大。绿洲面积小，承载的人口就必然少，况且埃及还有尼罗河的泛滥，必然对史前文化的发展造成很多影响，就像黄河长江对史前文化的影响一样。

其次，孕育出古埃及文明的文化太少，只有区区几个，中国是大江南北黄河内外出现诸多文化，然后才孕育出中华文明。埃及史前文化是以地区命名，即埃及史前只有这几个地区出现“文化”，然后就进化出古埃及文明。

第三，古埃及文明前的文化遗址面积太小，远无法与同期中国的相比，比如法尤姆文化遗址只是一些零散的小型聚落或营地，但却被描述成“聚落组织城邦”。遗址占地面积小，背后折射的社会问题很多，比如说明社会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等。

第四，古埃及文明形成的速度太快，在“单引擎”的情况下，仅用了区区2400年，就从法尤姆文化进化为古埃及文明，又过500年就能造胡夫金字塔，中国是“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即，古埃及文明几乎是史前文化直线进化而来，一反常态的不走任何弯路。

如果不看中国考古，古埃及文明似乎是“正常”演化，但对比中华文明形成过程，古埃及文明演化速度几乎就是“超级加倍”。除非，古埃及历史叙事存在问题，或受到外界重大影响，就是并非真正原生文明，或断代存在问题，进入文明时代的时间没有那么早，或被过度美化，乃至存在某些伪造行为。

2018年，中埃联合考古队正式组建，中国专家参与上埃及尼罗河畔卢克索孟图神庙遗址考古，其中一些发现颠覆认知。

比如，相当于中国战国中期的青铜奥西里斯神像，制作粗糙，毫无美感可言，且还只是袖珍型青铜器，考古几年没有发现其他青铜器；孟图神庙最初建筑很小，已经不可考，如今看到的是1500年内不断修建后留下的，即便按照西方断代来算，如今看到的也是东汉遗址，完全不是此前西方宣传3300年前的遗址。总之，这些发现与西方对古埃及的叙事大不相同。

因此，从法尤姆文化到古埃及文明终结，其中存在太多的疑问、太多反常的现象，尽管西方将之解释为“未解之谜”，甚至提出外星人故事，但站在唯物主义角度来看，就很难不让人对传统叙事下的古埃及文明真实性产生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