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便是礼仪之邦，诸侯之间交互聘问早已成为常态。为了恰当接待前来朝聘的使臣，同时彰显对外交事务的重视与对来访者的尊敬，各朝各代均设有专门的接待机构和客馆。辽宋两朝亦不例外，但由于辽宋交聘关系的特殊性，其机构建制显得更加完善与多样化，既体现了对礼仪的重视，也反映出两国关系的微妙与复杂。

宋朝前期，接待使者事务主要由国信使事务机关——往来国信所负责。到了后期，这类事务逐渐转由馆伴使事务机关——馆伴所管理。这种变化缘于辽宋交聘关系日益稳固，交聘事务愈发繁杂，使得管理体系必须不断细化。实际上，出使事务与接待事务存在明显区别：前者是奉命出使他国，后者则是奉命接待来使之宾客。正如苏颂所言：异国之情，非行人莫达，故次之以奉使。奉使之别，则有接送馆伴。由此可见，设立馆伴所成为必然。然而，接伴事务、馆伴事务与国信事务之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辽宋交聘关系的重要环节，彼此在事务上交叉衔接。馆伴使通过磨炼，方能具备出疆奉使的资格；而国信使在充任国信使前，通常也需经历接伴使或馆伴使的历练。初期，交聘事务尚不繁复，因此将接伴事务归于往来国信所管理，也是顺理成章之举。

北宋朝廷针对不同民族政权采取差异化接待策略，特设往来国信所专门负责辽朝交聘事务。至于辽朝以外政权，则由客省、四方馆、阁门司等机构负责。往来国信所作为北宋管理辽宋交聘事务的专门机构，其主管部门名义上为内侍省和鸿肿寺。然而，由于辽宋关系因战争、外交与安全因素而具有高度敏感性，这也决定了往来国信所的相对独立性，其最大特点在于枢密院直接插手调度与管理，而鸿护寺和内侍省则更多处于名义主管地位。这一安排与辽宋初期战争状态及北宋对辽朝的戒备心态密切相关。

往来国信所，又称管勾往来国信所管勾国信所国信所或排办礼信所，主要负责使介交聘事务。《宋史职官志五》记载，其最初与都亭、怀远骚、礼宾院分别负责不同民族政权使臣的接待事务。凡四夷君长，使介朝见，辨其等位，以宾礼待之，授以馆舍而颁其辞、赐予、宴设之式，戒有司先期办具……往来国信所，掌大辽使介交聘之事。可见宋朝对不同交往对象采取不同接待礼数，体现了交聘之礼与贡奉之礼的明显区别。北宋在此基础上确立了枢密院直接监督国信所运作的制度安排，使事务处理既体现礼仪规范，也兼顾政治安全。

北宋对辽宋交聘事务的管控源于其历史沿革。往来国信所的前身是辽宋对抗时期的机宜司，《职略》记载：国初，雄州当用兵之际，有机密事，择驯谨吏处之，号机宜司。及契丹请和，改为国信司。由此可见，机宜司经过转型、调整，最终演变为专门管理交聘事务的国信所。景德二年，辽使到来时，临时排办礼信已难以胜任日益繁杂的接待任务，于是景德四年八月正式设立管勾往来国信司，阎承翰成为首任官员，标志着专门职能机构的正式成立。

随着两朝交往日益稳定，宋朝不断优化接待制度，确保不会因制度滞后而影响友好关系。往来国信所正式设立后，沿用至南宋初期（因避宋高宗讳而改称主管往来国信所）。机构建制方面，一般设管勾官二人，由都知、押班充任，掌管辽朝使臣交聘事务；译语殿侍二十人，通事十二人，均隶属内侍省。往来国信所的职责偏重于服务与接待，包括使臣的日常起居、饮食、行程安排，而国事磋商则由接伴使、馆伴使和国信使负责。 接伴使与往来国信所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接伴使临时入驻国信所以完成接待使命，其职责是主礼，代表朝廷执行礼仪；国信所则主事，负责具体的生活起居安排和服务支持。在接伴使临时到任期间，其拥有对国信所的指挥权，以确保任务顺利完成。

接伴使的选拔机构为枢密院和中书省。《长编》载，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三月，右司谏韩琦言：乞自今差国信及接伴使副，委中书、枢密选择进名。由此可见，北宋使臣选派由中央最高决策机构直接掌控，地方官无权擅自差遣，确保外交事务的严谨性和统一性。枢密院负责副使拟定，宰相则直接负责大使选派，形成了中央严格的审议和审批体系。 为适应日益复杂的交聘需求，北宋对接伴使、馆伴使及出使人员进行系统培训。苏颂于宋神宗元丰六年编修《华戎鲁卫信录》，将辽宋交聘礼仪、历史档案、制度惯例汇编成册，为使臣提供参考。这本书不仅是操作指南，也是北宋君臣决策和外交判断的重要依据。宋神宗元丰四年下诏：朝廷与契丹通好岁久，故事仪式，遗散者多，每使人生事，无以折正。联欲集国朝以来至昨代州定地界文案，以类编次为书，使后来得以稽据。苏颂据此耗时两年完成编纂，辽朝使臣郑领对其表示特殊礼遇，足见此书对实际接待和外交事务的重要性。 后续在宋哲宗元符二年，馆伴使蔡京等亦提议续修《华戎信录》，以便使臣在接伴、馆伴及出使事务中有章可循。南宋时期，赵汝愚等官员亦曾倡议整理隆兴以后聘使仪礼，强调行人之官责任甚重，欲求称职，必在择人，人固须才，事当有据，可见北宋及南宋均高度重视通过制度化、书册化的培训与规制，保障交聘事务的顺利执行与外交礼仪的严谨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