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春的一个夜晚，北平刚刚解放，东交民巷的北京市委机关礼堂内灯火辉煌，气氛格外热烈。为了欢迎中央领导人，北平市的主要领导筹办了一场文艺晚会。当得知晚会节目中有侯宝林的相声时，毛泽东满脸兴奋地说道：好，我去！侯宝林是个人才，我很想听听他的相声！这句话的背后，是毛泽东对侯宝林的高度赞赏与兴趣。当晚的压轴节目，是侯宝林与搭档郭启儒一起表演的新段子《婚姻与迷信》，这段相声以旧社会婚丧嫁娶的繁文缛节为主题，语言中充满了对新旧社会的对比，充满了深刻的社会批判与幽默。毛泽东听完之后，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侯宝林是个天才，是个语言学家。他对相声有深入研究，非常有学问，将来一定可以成为一名语言专家。

这次演出开启了侯宝林与毛泽东之间长达数十年的艺术交往。新中国成立后，侯宝林多次到中南海为中央领导表演相声，而毛泽东几乎看过他所有的相声，估计大约有150段之多。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后来感慨道：哪一个人能让我们的主席如此开心？只有侯宝林，侯宝林是我们的国宝！毛泽东在听相声时有一个特别的习惯：他总是努力克制自己，尽量不让自己笑出声来。他的脸上常常绷得通红，虽然忍住了笑声，但难掩愉悦的神情。可是有一次，侯宝林在表演时念了一首自己编的歪诗：胆大包天不可欺，张飞喝断当阳桥。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百日恩。这四句前言不搭后语的诗让毛泽东忍不住大笑，笑得直不起腰来，几乎喘不过气来。那一刻，毛泽东完全放开了自己，这也是工作人员记忆中，他唯一一次如此放声大笑。

在中南海演出，虽然毛泽东极为亲切，但规矩也不少。工作人员特地叮嘱侯宝林：演出的距离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不能让毛主席仰着头看，那样对他的颈椎不好。此外，每次演出结束后，毛泽东总是要与侯宝林握手告别。为了避免毛泽东起身，工作人员给了侯宝林一个小技巧：在毛主席准备起身时，您可以提前一步过去握手道别。这看似简单的技巧，实际却很难把握时机，但侯宝林每次都能做到恰到好处。这不仅是一种技巧，更是一种深深植根于那个时代的朴素情感。

然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侯宝林被迫停止了演出。1968年，他受到了批斗。毛泽东听到消息后，惊讶不已，秘书谢静宜连忙安慰他说：没事，没斗成，听说侯宝林当时一点也不紧张，甚至像说相声一样逗得红卫兵都乐了。原来，当红卫兵闯进侯宝林的家时，看到他和家人站成一排，每个人背上都背着一个小包袱。红卫兵好奇地问：你们这是干什么？侯宝林风趣地回答：准备扫地出门。当红卫兵准备强迫侯宝林戴上高帽子时，他机智地从背包里拿出一顶活动式帽子，比红卫兵的还长，顿时逗得在场的人捧腹大笑，批斗会因此没能开成。毛泽东听到这个事后，哈哈大笑，半天才停下来，他问谢静宜：斗侯宝林什么呀？

谢静宜解释说：有人说他演的相声内容是封、资、修的。毛泽东突然严肃了起来：什么封、资、修？他不就是个演员吗？他演得很好，每个人都喜欢听他的相声，我也多次听过。侯宝林是个好人，他没有问题！毛泽东的话给侯宝林带来了保护。1974年，毛泽东亲自提名侯宝林为四届人大代表候选人。1975年1月，侯宝林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为病中的毛泽东录制相声。那时侯宝林已经有将近十年没有正式登台演出了。当他从单位的服装箱中翻出那件灰色大褂时，才发现上面布满了虫蛀的小窟窿，他只能勉强穿上。更让人感慨的是，由于太久未演出，侯宝林担心自己会忘词，不得不将台词写成大字报，挂在摄像机旁边作为提词。为了配合现场效果，制作组临时找来了几十名解放军战士充当观众，但这些战士大多来自农村，对传统相声的哏并不理解，现场氛围一度十分尴尬。最终，工作人员想出了一个土办法：找个懂行的人手持小旗，镜头切到哪里，旗子一举，观众就跟着笑。这种人工指挥笑声的奇特方式，成了侯宝林录制的唯一影像资料。今天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卖布头》和《戏剧杂谈》，正是当年为毛泽东录制的相声。

1993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相关部门举办了毛泽东与我大型征文活动，侯宝林写下了一篇回忆文章《毛主席听我说相声》，并获得了一等奖。可惜，在颁奖仪式上，侯宝林已经去世，他的女儿侯錱代他领取了奖品。奖品是一块镀金的长方形手表，表盘上刻着毛泽东的头像和毛泽东与我征文纪念的铭文。据说这块手表只制作了100块，十分珍贵。 晚年的侯宝林，从1949年初见时的语言学家，到1975年病榻前的影像，他与毛泽东的交往，折射出的是一代文艺工作者与伟大领袖之间那种既严肃又松弛、亦师亦友的深厚感情。在那个没有网络、没有电视综艺的年代，正是这些欢声笑语，陪伴毛泽东度过了无数个为国操劳的漫漫长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