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蒙协约》实际上是沙俄在华北布局的一步关键棋局。早在此之前,芬兰国父曼纳海姆便为沙俄探听情报,沙俄已经筹划吞并外蒙、内蒙及西北地区,并以长城为界重新划定中俄边界。而外蒙独立,是这一宏伟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沙俄投入了巨额资源,而满清与民国又付出了怎样的应对成本呢?
在满清政权风雨飘摇之际,尼古拉二世却毫无同情可言。身为沙皇,他在巴尔干地区被视为救世主,连外蒙的哲布尊丹巴活佛都赐予他佛号。在他眼中,东方的征服事业虽然遇到一些阻碍,但仍可继续推进。更令他得意的是,外蒙的扩张几乎无需动用大量兵力,丝毫不影响沙俄在一战前的扩军备战计划。 就在满清灭亡前,沙俄便已派出八百多名士兵进驻库伦。这个人数虽少,却已经超过满清在当地的兵力:库伦仅有宣化营马队二百五十人、巡防营步兵一百人。直至1911年1月17日,满清才意识到库伦兵力不足,开始筹备扩军。在科布多,满清仅有三百余兵力,而沙俄投入的八百多人显然已绰绰有余。 满清灭亡之后,尼古拉二世又增派五百士兵,沙俄在外蒙的总兵力达一千三百余人,仍不到两步兵营的规模——而在1913年,沙俄的步兵营足有一千两百五十二个。沙俄还向伊尔库茨克军区下拨步枪一万五千支、骑兵刀一万五千把、子弹七十五万发,使外蒙军队人数增至四千多人。 凭借这样的兵力,沙俄与外蒙部队轻而易举地驱逐了满清军队,并于1912年签订了《俄蒙协约》。沙俄在外蒙的投入仅两百万卢布,却收获了数千万卢布的经济回报。对沙俄而言,这场战争不仅是军事行动,更充满经济考量:外蒙是晋商进入沙俄市场的重要通道,借助外蒙和晋商等中国商人,沙俄获得五千万卢布的外贸顺差。晋商在外蒙还拥有巨额债权收益,而沙俄通过与负债累累的外蒙贵族合作,轻而易举地蚕食了中国的利益。外蒙的金矿也随之落入沙俄手中,可谓一石多鸟。 然而,沙俄对外蒙的控制还不止于此。1912年,沙俄资助一千多名外蒙士兵侵入内蒙,占领呼伦贝尔等地,并吞并唐努乌梁海地区,将当地蒙古人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为一百多年后的俄军赢得了宝贵的战略资源。 在沙俄逐步吞并外蒙之际,袁世凯和孙中山的反应截然不同。袁世凯清楚沙俄实力强大,变得犹豫不决,他在1912年将全国陆军由九十五万裁至五十万,中国军队总数远低于沙俄的一百五十万,更无法与一战前扩充至五百万的沙俄陆军抗衡。更令人胆寒的是火力差距:沙俄虽不如德军火力强大,但对民国陆军而言几乎是哥斯拉级的存在。北洋军时期,中国炮弹总产量仅十五万发,而沙俄在一战爆发前就拥有七百零四万四千三百六发弹药,而其军工部门一战期间仅生产五千八百万发。沙俄军力的压倒性优势,让袁世凯不敢轻举妄动。而孙中山则表现出极大勇气,他认为,只要给我五十万大军,便可收复外蒙——然而1912年,民国陆军总兵力不过五十万。无论袁世凯还是孙中山,对沙俄扩张都缺乏可行的对策。实际上,更积极的力量来自内蒙的蒙、汉群众,他们主动出击,击败了沙俄扶持的外蒙势力,成为反制外来侵略的真正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