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7年5月13日，十一艘船组成的舰队扬帆起航，以小天狼星号为首，驶向那片遥远而陌生的大陆——澳大利亚。 亚瑟·菲利普率队在悉尼湾登陆，这支舰队中，除了小天狼星号和供应号，还有三艘食物储备船，其余六艘船则载着717名罪犯，其中520人为男性。这是英国历史上首次将本土罪犯流放到遥远的澳大利亚，此前，他们的首选流放地是北美。然而，随着美国独立，英国再也无法把罪犯送往北美，监狱人满为患，必须寻找新的远方。澳大利亚因此被选中，但那时的大陆荒无人烟，生存条件极其恶劣。 英国皇家海军军官，同时也是新南威尔士第一任总督的亚瑟·菲利普，带领水手和罪犯义无反顾地踏上澳洲土地。1788年1月26日，悉尼湾的天空飘起了英国国旗，象征着英国殖民活动的开始，也意味着罪犯们漫长的流放生活正式展开。第一批罪犯无疑是最艰难的，他们面对的是一片蛮荒之地。菲利普马不停蹄地下达命令，要求官兵和罪犯们迅速开荒建屋，因为临时搭建的帐篷根本无法长期居住，同时，船上携带的食物也只能维持短期生活，开荒种地迫在眉睫。

大家齐心协力，将大片树林砍伐开垦，木材用来建房，剩余土地种上玉米。此时，没有一个罪犯敢轻举妄动——在这片陌生又险恶的土地上，逃跑几乎意味着死亡。随着源源不断的新囚犯抵达，物资的压力日益凸显。殖民地的官兵和罪犯每日消耗大量食物，而最初的物资只能从英国其他殖民地运来，耗费巨大。随着人数增加，英国显然感到力不从心。菲利普的日记记录，从1789年11月起，物资短缺迫使殖民地减少每日配额，许多人只能忍饥挨饿继续劳作。 澳洲的自然环境也并不容易适应。随船而来的牛羊数量有限，又多病弱，死亡率居高不下。种下的玉米种子常被蚂蚁和田鼠侵蚀，收成寥寥。直到1792年，殖民地才勉强实现自给自足，罪犯们终于不再为温饱发愁。然而，对罪犯们来说，困境远不止吃饱这么简单。 被流放的罪犯，罪名各式各样。19世纪初的英国，有超过两百种行为可判死刑，同样被流放的罪名也超过两百条，其中不乏匪夷所思的例子：无执照卖肉、毁坏价值五英镑以上的树苗、在牡蛎养殖场偷牡蛎、公共场所乱涂乱画、夜间持枪打猎……甚至有些人仅因偷了几个面包就被流放。英国官员仿佛想把所有不顺眼的人赶到殖民地自生自灭。

罪犯们的首个考验，是那段恐怖的运输旅程。最初，士兵押运，但随着军队人手紧缺，船主直接承包囚犯：每人收费三十英镑，仅需雇几个强悍水手即可看管全船。这让船主大力塞满船舱囚犯，导致许多人在途中丧生。1790年，海王星号载502人前往殖民地，却有158人在途中死亡。直到1802年后，英国才开始使用专门船只运送罪犯，这才避免了更多的海上惨剧。 抵达殖民地后的罪犯，面对的第一大挑战不是环境，而是残暴的官兵。按照流程，总督应安排他们的工作，但总督无法完全控制士兵，军官们常欺压罪犯。首任总督亚瑟·菲利普处理得相对妥当，但他离任后，局面逐渐混乱。第二任总督上任前，军官负责管理殖民地，而随后的几任总督也频繁与军官发生冲突。官兵沉溺酒色，私自贩卖朗姆酒，克扣物资，殴打罪犯成常态。唯有部分精明商人，将罪犯分配给他们干活，善待他们，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澳大利亚不仅是罪犯流放地，总督们更希望这里能发展。新移民无论耕作还是经商，都需要大量劳动力。罪犯因此成为最理想的人选。通常，他们会被分配给商人或农场主帮助工作。表现良好的罪犯，不仅获得称赞和奖励，还可提前获得自由。例如，1810年麦夸里总督设立煤矿定居点，告诉罪犯只要努力工作，便可获得额外救济物资。托马斯·布里斯班总督更是颁布条令：七年以下流放刑期者，前四年表现良好即可释放；十四年以上刑期者，六年内表现良好可提前出狱；终身流放者，八年内表现良好，可有条件获得自由。

许多商人和农场主，为了留住有技能的囚犯，还会想办法帮助他们提前获得自由。获得自由的罪犯，可自由选择工作，成为早期殖民地的牧师、商人、银行家、律师、医生、技术工人，甚至警察。即使未获得自由的囚犯，也因劳动力紧缺，待遇逐渐改善，甚至可与妻子团聚。已婚罪犯会写信让妻子前来澳大利亚生活，她们可以开店或管理农场，而罪犯则被分配在妻子手下工作。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斯科特记录了两个有趣例子：一名罪犯将妻子安排在悉尼开店，而自己则轻松干活；另一名罪犯邀请未婚妻前来澳大利亚，二人最终在此成婚。 在爱尔兰反英人士被流放之前，澳大利亚作为天然大监狱保持出奇稳定。只要守规矩、认真工作，大多数罪犯待遇尚可。爱尔兰罪犯命运尤为悲惨，他们因反抗英国统治被迫流放，常无具体刑期，管理严格，逃跑者大多死在荒野中。最初的澳洲罪犯，就是在这样鱼龙混杂、人心险恶却又充满机遇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的，他们在陌生大陆上，既面临磨难，也迎来重生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