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先生是中国近代历史学界的泰斗之一，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终身教授，同时也是历史学一级教授。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可谓博古通今、独具慧眼，是书籍阅读量最大的学者之一。吕思勉的学术成果丰厚，著作包括《中国通史》、《先秦史》、《吕思勉读史札记》等二十余本，几乎涵盖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他在史学界的声望与影响力无可置疑。

吕思勉在中国历史研究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并提出了许多颇具前瞻性的研究观点。民国时期，他提倡用白话文撰写历史，其代表作《白话本国史》被誉为中国第一部白话文通史。他主张历史研究应与社会学相结合，《中国通史》不仅记录了历史事件的发展，也深入探讨了中国文化的多层面。但即便如此，作为学者，他的部分观点仍存在争议和偏颇。

在《中国通史》中，吕思勉对汉武帝的内政外交有如下评价：汉武帝的用兵是很不得法的，他不用功臣宿将，而专用卫青、霍去病等椒房之亲。纪律既不严明，对于军需，又不爱惜，以致士卒死伤很多，物质亦极浪费。只因中国和匈奴，国力相去悬绝，所以终能得到胜利。然此乃国力的胜利，并非战略的胜利。 他在这段话中提出两个主要观点：一是汉武帝的用兵不得法，即便战胜匈奴，也只是依靠国力优势，而非战略精妙；二是卫青、霍去病因外戚关系而被重用，其能力并非顶尖。

首先来看汉武帝的用兵策略。吕思勉在《吕思勉读史札记》中也提出类似观点，他认为汉武帝举全国之力攻匈奴，劳民伤财，但未能彻底消灭匈奴，因此显得无能。然而，从战略角度分析，汉武帝对匈奴的战略目标是歼灭敌军。马邑之谋虽未完全成功，但他动员了30万汉军，形成包围之势，而匈奴仅约10万人，这就是典型的歼灭战略。

在河南（黄河以南）、河西走廊及漠南、漠北之战中，汉军均主动出击，夺取了匈奴的重要地盘，开辟了西域通路。这种战略不仅是军事上的主动出击，更是首次将中原政权的作战推进到草原深处，与秦始皇和战国名将李牧的防御策略截然不同。秦始皇只驱逐匈奴至河套之外，而李牧采取诱敌、包围的策略，均不深入草原。而汉武帝则意在彻底歼灭匈奴主力，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堪称前所未有的战略创新。

汉武帝的战略虽然消耗巨大，却是治本之策。匈奴机动性极强，边境绵延千里，仅靠防御无法根治骚扰，主动出击、直捣敌巢才能消灭威胁。因此，吕思勉断言汉武帝战略不得当，并不完全公允。纵观汉武帝的战争部署，虽劳民伤财，但从长远看，彻底削弱了匈奴实力，为西汉中后期的稳定奠定了基础。

关于卫青与霍去病的用人问题，吕思勉批评他们依靠外戚关系，并能力平庸。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西汉并非全靠外戚将领，卫青、霍去病之外，李广利、李广等人亦是重要将领。卫青、霍去病出身外戚，却能力卓越，他们多次出征，屡战屡胜。李广虽勇，但战绩平平，屡战屡败，难以胜任统帅。汉武帝用人，核心是唯才是举，而非唯亲是用。

吕思勉指出，卫青、霍去病纪律松懈、士卒伤亡多、物资浪费严重，以漠北之战为例，汉军出塞使用14万匹战马，回来仅3万匹，损耗巨大。但这种评价片面忽视了战争的全局效果。霍去病在漠北之战中斩获匈奴7万余人，俘虏匈奴贵族83人，匈奴损失惨重，战局完全倾向汉军。战争的胜负不仅以损耗衡量，更看能否达到战略目标，而汉军在漠北之战中无疑实现了战略胜利。

吕思勉在《吕思勉读史札记》中对霍去病评价为冠军侯霍去病不体恤士卒，又不学兵法，是不学无术之徒，并归功于汉兵精良和运气好。显然，这种说法过于偏颇。霍去病从17岁起参战，六次远征，斩获匈奴11万余人，其战绩非偶然，更非单靠运气。他与卫青的胜利，展现了高超的军事才能和卓越的战略眼光。历史上许多无师自通的将领，如周勃、樊哙、灌婴，也能凭能力成长为名将，说明军事能力并非全靠出身或学术训练。 综上所述，吕思勉对汉武帝、卫青与霍去病的评价在史学上有一定参考价值，但对战略与将领能力的评判偏颇，未能全面体现汉武帝的军事成就与两位将领的卓越才能。卫青与霍去病的胜利不仅依赖国力，更在于他们自身卓越的作战能力，是汉武帝用人唯才的真实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