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隐在众名家之后，为何对新文化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1919年6月，一位马姓学生从湖南来到北京，想要考取北京大学。
但当时规定，北京大学入学的学生必须有一位京官进行担保。
家境普通的马学生并没有京官人脉。
纵使满腹才华，北京大学的门依然难以扣开。
无奈之下，马学生只能提笔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的言辞不算是客气，他直接在信中指责北京大学要京官担保的规定。
信发出后，很多人说马学生太过书生意气，蔡元培偌大的名声，他怎么会理一位穷学生的来信。
时间一天天过去，马学生怀揣着忐忑的心等待蔡元培的信。
终于，他等到了蔡元培的回信。
看到回信的内容，马学生大吃一惊。
革除积弊，蔡元培如何带领北大成为顶尖学术殿堂
马学生没想到的是，蔡元培非但没有批评他的鲁莽，反倒虚心承认北大要京官担保的制度不妥。
他还说，北大的规定不是校长一个人说了算，还要经过正规程序才能废除。
让马学生受宠若惊的是，蔡元培提出，愿意做他的担保人，让他顺利入学北大。
这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如此礼贤下士，让马学生感到十分惊讶。
今天的北京大学是全国最好的高等学府之一。
但在马学生生活的清末民初，这里也曾乌烟瘴气。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在维新变法之际创办的京师大学堂。
这所学校沾染了很多落后腐朽的官僚气息。
学生一度不看成绩而重家世。
这帮官僚子弟进入京师大学堂后，也不把学业放在心上，整日沉迷于声色犬马。
北洋政府面对这样的情况感到十分棘手。
在陈介石、马叙伦的推荐下，教育总长范静生邀请蔡元培到北京大学担任校长一职。
北洋政府对这个人选感到十分满意，因为早在民国初年，蔡元培就在教育界声名大噪。
这主要是因为他任教育总长时推行的一系列改革。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
正值战乱的中国教育状况很不乐观。
图书馆中大量藏书毁于战火，学校无法正常上课。
当蔡元培接过任命时，京师大学堂无法组织师生开展教学，清华大学更是已经停课半年之久。
在战乱中稳定局势，恢复正常教学秩序是蔡元培需要面对的第一个课题。
在他的带领下，民国教育部很快出台了相关政策。
责令全国中小学校恢复教学。
改前清学堂为学校，允许初等小学男女通校，废除前清颁布的教材，在小学不开展读经课堂。
政令一出，全国的教育慢慢恢复。
到1912年，全国的学校就达到达87272所，比1909年增加28000所；学生人数达到2933387 人，比1909年增加了130万人。
教育秩序的稳定为推行教育改革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清政府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方针在此时显然已经不符合历史潮流。
蔡元培对旧的教学理念提出批评，提出应该推行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美感教育等“五育”。
中国第一部《大学令》和《中学令》就在蔡元培的主持下诞生了。
蔡元培对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他实际上只担任了不到150天的教育总长。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让中国教育焕然一新，蔡元培的实力是不容小觑的。
因此，当北洋政府想要改变官僚气息严重的北京大学时，就想到让蔡元培担任校长。
接到任命后，蔡元培向北洋政府要了一个承诺，那就是他在北大所做推行的制度不能受到政府的过多干涉。
北洋政府答应了他这个要求。
蔡元培到任后，他对学生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抱定宗旨，二是砥砺德行，三是敬爱师友。
随后，他立即着手对北大腐朽落后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首先要革除的，就是充满官僚气息的管理体制。
蔡元培想到的方法就是引进西方的民主管理办法。
他将学校的管理权力分发给教授，这样既能调动教授们的工作积极性，也能转官僚为民主。
早在《大学令》中，蔡元培就提出教授有参与学校事务的权力。
接手北大后，他立即成立了一个教授会。
这个教授会有管理各系的权力。
并在各系中选择一个主任，在主任中选择一个教务长负责管理教学事务。
蔡元培希望能在大学内给教授以管理的权力，于是在学校内又成立了一个“行政委员会”。同教授会一样，行政委员会也是由学校的教师组成的。
这就让北大形成了教学、行政并举的“双轨管理制度”。
此外，北大还成立了评议会，这就相当于北京大学的“立法机构”。
关于评议会，蔡元培是这样解释的：
“德国各大学，或国力，或市立，而其行政权集中于大学评议会。评议会由会由校长、大学法官、各科学长与一部分教授组成之。校长及学长，由评议会选举，一年一任。”
马学生的来信让蔡元培注意到了北大管理上的不足，但校长在北大并不是单纯的一言堂，改变规定，也需要经过正规程序。
马学生所遇见的，不是那个旧式的，乌烟瘴气的北大，而是在蔡元培改革后的，新式的，民主的北大。
北京大学，也正是在蔡元培的带领下成为了一座真正的学术殿堂。
学术殿堂的成就当然离不开顶尖的人才。
制度构架完善的北京大学，做好了吸引众位名家的准备。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辜鸿铭、黄侃、鲁迅等人纷纷加入到北京大学中，甚至毛泽东也适时来到北大求学。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在蔡元培的盛情邀请下，北京大学聚集了一批当时中国比较优秀的人才，但他们的主张其实各不相同，甚至还有很大的观念上的矛盾。
造成他们矛盾的原因还是救国理念上的差别。
在清末民初的动荡之年，爱国之士都在努力寻找救国方案。
这些主张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一为全盘西化，即彻底与中国旧有的历史传统分道扬镳 ；
二为固守传统，恢复帝制，继续奉儒家学说为正朔 ；
三为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一条既不同于西方民主制也不同于封建君主制的全新道路。
蔡元培将持有这三方观点的人都请到北大，推出“兼收并包”的理念。
这个理念在聘用教授时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要将各个名家聚集在北大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陈独秀因《新青年》而名声大噪，蔡元培就邀请他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为了能够请到陈独秀，蔡元培放下身段，亲自上门邀请，在遭到对方的婉拒之后，蔡元培并没有气馁，而是再一次登门。
尔后，蔡元培更是协助陈独秀将《新青年》杂志社从上海搬到北京。
对比自己资历、年龄小的教授，蔡元培也给予充分礼遇。
当胡适从美国回来后，蔡元培在六味斋为他设宴接风。
当他在北大工作受到质疑时，也是蔡元培给他的鼓励。
对校长的提携之恩，胡适一直铭记于心。
“青年时期如果没有蔡先生的着意提挈，一生也可能就在二三流报刊编辑的生涯中度过。”
1918年，李大钊到北大任图书馆主任，蔡元培力主将图书馆主任改为教授，李大钊在这里，推动了中国的图书馆事业。
蔡元培与鲁迅有同乡之谊，他在担任教育总长时就推荐鲁迅到教育部任职，1927年，蔡元培邀请鲁迅担任“中华民国大学院特约著述员”，并请对方给北京大学设计校徽。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辜鸿铭、黄侃、刘师培……这些在中国近代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都是因为蔡元培的提携才能在北京大学发光发热。
他从不与众位名家争锋，安静地隐藏在众名家之后，成全着他们，也成全着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北京大学。
隐于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校长
当编辑部搬到北京的《新青年》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开始撰文时，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都成为该杂志的主要撰稿人。
这本杂志也成为后来宣传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刊物。
新文化运动也在北京大学新式教授的带领下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新文化运动对推进社会变革有很重要的意义。
蔡元培为这些名家提供了一个开放自由的学术环境。
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受到了保守派的抵制。
1919 年 2 月 17 日，林纾在《新申报》发表《荆生》。
这部小说虚构了“皖人田其美”（暗指陈独秀，自古田、陈一家，美与秀对举）、“浙人金心异”（暗指钱玄同，钱为金，同对异）和“新归自美洲”的“狄莫”（暗指胡适，胡对狄）。
一日，三人同游陶然亭，三人主张去孔子、灭伦常、废文字以行白话，终于激怒了陶然亭西厢“伟丈夫”荆生。
荆生破壁而入，出手痛打，田其美、金心异、狄莫三人抱头鼠窜，狼狈而逃。此文讽刺意味浓厚，下笔毫不留情。
对林纾的恶语谩骂，蔡元培回复 ：
“林君詈（li，骂的意思）仆，仆将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
他坚定地表示，绝不会放弃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
但林氏的文章确实掀起了舆论，人们纷纷攻击北京大学，北洋政府顶不住压力，便向北大施压。
蔡元培拒绝接受辞退陈独秀、制约胡适的要求，重申：
“大学兼容并包之旨，实为国学发展之资”。
他态度坚定地表示：
“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
有了校长的挺身而出，新文化运动得以顺利开展。
那些教授们也获得了一个轻松自由的教学研究环境。
不过，在革新的时候，蔡元培也保持了清醒。
他知道，要是所有人都一股脑儿地走向革新，没人提出反对意见，那么对国家来说也并不能算做一件好事。
因此，他还吸收了一批思想保守的教授。
辜鸿铭、黄侃、刘师培等在一众革新的理论中组成北大的保守派阵营。
他们提出保护传统文化的观念，与新式学者们在政治、思想上产生对立。
蔡元培就在新旧学者中维持平衡。
他认为北大不能只有一种观点。
革新的同时，也要适当吸收一些保守派的观点。
一向在嘴上不饶人的辜鸿铭却对蔡元培赞誉有加：
“世间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一个是我。”
在北京大学，新旧学者们虽然在思想上尖锐对立，但不会上升为个人矛盾。
陈独秀赞同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崔适等人的学术自由精神。
同样，当陈独秀后来在五四运动中被逮捕后，刘师培也率北大及各界人士约 40 人联名致函京师警察厅，要求保释陈独秀。
蔡元培时刻牢记自己的办学主张，开放包容，兼收并包，而正是这一主张，让北京大学熠熠生辉。
蔡元培的这种教育理念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与他过往的人生经历有关。
早在前清，蔡元培就凭借优异的学习成绩考取秀才、出任翰林院庶吉士、中国教育会会长。
1898蔡元培到绍兴府任中西学堂总理，他在那里推行自己的新式教育理念。
为了能让学生们多接触外面的世界，蔡元培聘请中外教员，引进东京的教学仪器。
在中西学堂上学的学生因此接触到了西方的科学技术。
曾在那里学习过的蒋梦麟（蔡元培之后的北大校长）回忆起在中西学习的那段经历曾说，
中西学堂为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他在那里第一次知道大地是平的，闪电是阴阳电相撞的结果，而不是电母的法力。
蒋梦麟所说的这些新知识在现在的人看来早都是妇孺皆知的常识了，但在那个年代，确实只有很少接触过新式教育的人才有机会学到这些知识。
而蔡元培，就是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会告诉学生这些知识的人。
开明的教育理念不仅仅体现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蔡元培对女子教育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1902年，中国教育会在上海成立，蔡元培出任会长。
随后，爱国女学成立，他又兼任那里的教育总理。
在这里，蔡元培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女子教育理念。
“不取贤妻良母主义，乃欲造成虚无党一派之女子。”
女子可受教育，也可以参加革命。
面对腐朽落后的晚清政府，蔡元培积极参加革命，中国教育会也在秘密宣传革命思想。
1905年，他加入同盟会，并受孙中山之命担任山海分会负责人。
40岁那年，蔡元培前往欧洲，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他因此接触到了西方的教育体系和较为先进的教育理念。
留洋经历为蔡元培日后所做的教育改革奠定了基础。
而正是这些先进的教育理念，才促成了一个开放包容的北大。
在蔡元培管理下的北京大学，也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美国哲学家杜威说过：
“哪怕拿全世界的大学校长作比较，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找不出第二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