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诸葛亮病危于五丈原之时，后主刘禅心急如焚，连忙派遣尚书李福前去探视，询问接班人的安排。诸葛亮神情凝重，却从容指明由蒋琬接任。李福再三追问，蒋琬之后谁可继任，孔明毫不迟疑地回答费祎；再问费祎之后还有何人时，他沉默不语，细细观察之下，只见目光黯淡，已是气息微尽。

这是《三国演义》中对历史的艺术化描写，无论真实情况如何，事实是诸葛亮去世后，确实由蒋琬和费祎执政，中间还加入了董允的角色，这也并不奇怪。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对后主推荐的正是这三位贤臣，而他们在三国历史上也确实是蜀国的忠臣良将。更深一层的含义是，他们的政治志向与诸葛亮契合，皆为诸葛亮的坚定拥护者。然而令人疑惑的是，在诸葛亮安排后事时，却未曾提及姜维——这个他费尽心力才收服的将才，在军事上早已成为他的得意门生。这其中的深意值得探究。

原因其实很简单：诸葛亮纵有六出祁山之勇，北伐中原之策，但他从未真心意图吞并中原。三国鼎立的格局、各方力量的对比，他一清二楚，短时间内谁也无法完全灭亡对方，蜀国更是实力最弱者。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军事才能固然出众，却未必如传说般神乎其技；政治才智却在古代历史人物中堪称一流。初出茅庐之时，他为刘备谋划天下，以三国鼎立为基础，得荆州后欲图天下。然而荆州失守，蜀势力范围缩减，进军中原的道路被堵死，夺取天下已不可能。眼下能做的，只能是保全蜀国的根基，延续多少年他无从预测，但绝不允许蜀国在自己手里覆灭。有人或许疑惑，既然以守为主，为何仍要六出北伐？

这正是以攻代守的战略妙处，诸葛亮的每次北伐都彰显了这种精妙。六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看似相似，却因目的不同而本质迥异。诸葛亮北伐的意图，是消耗曹魏国力，干扰其布局，让魏无暇整顿，不得大规模进攻蜀国，从而达到保境安民之效。他极度珍惜民力，认为财物可以再生，而生命不可轻弃。因此每次出征，更多依靠智谋，避免大规模伤亡；形势不利时，他必定果断撤兵。虽每战多无实质战果，但士兵安然，国家损耗有限，仅耗费财力罢了。他攻城之前，必精心筹划、制造器械，以减少伤亡。例如围攻陈仓时，他预先准备充足器械，使郝昭得以强化防御；诸葛连弩、木牛流马的发明，皆体现了他对民力的深切爱惜。

姜维的北伐目标则截然不同，他承继诸葛亮战略志向，志在克复中原，振兴汉室。九次北伐中，他战绩辉煌：一败、两平、六胜，歼敌甚众，显示出其军事才能甚至超越诸葛亮。然而姜维是纯粹军人，对蜀国人力、财力消耗极大，加之后主昏庸，使蜀国国势迅速衰落。这也是后人多将蜀亡归咎于姜维的原因，但实际上，这样的责难未免冤枉。

蜀亡的真正根源，恰恰在于诸葛亮临终时的人事安排。蒋琬、董允、费祎三人虽贤能忠诚，却在军事素养上远不及姜维。诸葛亮推荐他们，是因其治国能力与理念接近自身，性格保守，能守成保国。然而此举也使姜维错失了北伐的最佳时机：诸葛亮北伐时，魏政权相对稳定，朝中一致对外，虽无功而返亦属情理；而姜维北伐时，曹魏虽表面傀儡，实由司马氏掌权，力量悬殊，成功几率大减。费祎、蒋琬掌政二十一年，魏国政局反而经历多次动荡，正是北伐绝佳时期，但姜维被阻于门外，兵力有限，首次北伐以失败告终；待费祎遇刺，军权落到姜维手中时，机会已失，魏国稳定，北伐最终沦为形式、消耗国力而已。

因此，无论蜀国覆亡是否可归于诸葛亮，克复中原、振兴汉室的宏图确实因他的安排而错失。中国近代史学家、国学大师吕思勉在《三国史话》中曾评述此段历史：从魏齐王芳之立，到高贵乡公被弑，计二十一年，正值魏国多事之秋。蜀若欲北伐，机会在此间，愈早愈妙。然强半时日在蒋琬、费祎秉政之日，待姜维掌兵，已为时晚矣。将蜀亡归咎于姜维，实为冤枉；蒋琬、费祎，应负较大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