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这位曹魏阵营中最卓越的战略与战术大师，其庙算之精妙，甚至可说超过了郭嘉。

三国时期，曹操麾下的首席谋士郭嘉，人称鬼才。史书记载，他深通有谋略，在战前筹划和算计敌情上独树一帜，奇谋层出，料敌如神。人们常言：郭嘉不死，诸葛不出。虽有夸张成分，但不可否认，郭嘉在奇谋奇略上不输诸葛亮，尤其在以奇兵取胜上，比谨慎异常的诸葛亮更为出色，这是历史公认的事实。

官渡之战前，曹操面对地广兵精、粮草充足的袁绍，内心难免忧虑，担心取胜艰难。郭嘉却不以为然，向曹操分析道：绍有十败，公有十胜，虽兵强，无能为也。（《三国志·魏书》）他的分析不仅显示出对战局的敏锐判断，也凸显了他战前筹谋的深度与精确。

然而，郭嘉的谋略主要集中在战场形势、政治手段、道德恩怨、法治军纪以及兵法运用等方面。史书却忽略了他对具体数字的核算——敌我双方兵力、粮草、战略位置等的量化预测。这类数字化推算，被古人称为庙算。而在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则非司马懿在征讨盘踞辽东的公孙渊前夕所做的精准战前策划莫属。

史载，魏明帝景初元年（237），辽东的军阀公孙渊发动叛乱，自称燕王（另说受孙权封号），改年号绍汉，设立完整的文武百官。魏明帝曹睿得知此消息后，召回智谋过人的司马懿，命其率军讨伐辽东。

当时，司马懿已年近花甲。曹睿对他说：此事本不必劳您亲征，但此叛乱必须平定，还请您辛苦一趟。此番礼遇源于此前幽州刺史毋丘俭率军征辽东，因作战失利而铩羽而归。此次出征，胜利是唯一选项，失败不可重演，朝廷只能寄希望于司马懿这位智勇兼备的老将。

明帝继续问司马懿：公孙渊会采取何种对策？司马懿答道：弃城而逃为上计，依辽水结阵抗拒为次计，固守襄平为下计，那样必会被我军破城生擒。明帝又追问可能采取哪一计，司马懿解释道：只有智慧卓绝者，方能洞察幽微，衡量敌我力量，因势而变，做出最佳选择，这正是公孙渊所不及之处。

司马懿进一步分析：我孤军远征，公孙渊必以为我难持久，他会选择第二计依水结阵，若战事不利，则用下计固守城池。明帝又问行军所需时日，司马懿精算道：往百日，还百日，攻百日，加六十日休息，一年足矣。又问所需兵力，司马懿经过仔细核算，建议调四万兵马，明帝采纳。步骑比例、行军时间、粮草军饷，皆是精确预算，而非随口一言。

两人商议完毕，魏明帝将作战方案交由文武大臣讨论，众人认为四万兵力过多，担心一年征战，千里迢迢，运输补给困难。明帝力排众议：大军北征，虽要出奇制胜，也应凭实力，兵力、劳役、钱粮不必斤斤计较。遂批准司马懿方案，拨出四万兵马，筹集大量作战物资，景初二年（238）正月，誓师北上。

平辽东之战如司马懿所预料，魏军百余日跋涉至辽河流域，果然遭遇公孙渊派出的精锐步骑阻截。司马懿胸有成竹，佯装主力开至辽水以南，诱敌南移布防，然后悄然从北渡河。燕军主力闻讯退守河边大营，司马懿未立即围攻，而是直扑公孙渊老巢襄平（今辽宁辽阳）。

司马懿放过眼前的肥肉，直奔硬骨头，部下不解，抱怨连连。他解释：贼军深壕高垒，欲拖我军久战。若直接攻打，正中其计。敌主力驻于此，其巢襄平必防守空虚，我军猛扑，必能引发敌军恐慌，抢救老巢而出战，胜利在握。众将恍然大悟，对司马懿精准谋算佩服至极。

魏军主力故意从敌营经过，向襄平方向疾进，燕军为守老巢果然出营阻截，司马懿冷静指挥：我不攻贼营，正是引诱其拔营出战，机不可失。

随后，他纵兵反击，三次交战皆大胜，辽水两岸尸横遍野，残余敌军退入襄平城死守。司马懿趁胜团团包围城池，命军挖地道，昼夜不停围攻。公孙渊乞降送子做人质，司马懿识破缓兵之计，严词拒绝。粮尽援迟，公孙渊突围被追杀，司马懿攻入襄平，暴露其豺狼本性，下令大开杀戒，城外以尸骸筑京观示威武力。史料记载，司马懿收户四万，人口三十余万，用时一年，完全符合预先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