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四年五月，明太祖朱元璋在处理两浙蠲减秋粮的奏请时，有感于各朝官吏常借收税之名盘剥乡里。一时脑洞大开，萌生出个想法 – 如果不让官吏负责征粮，是不是大明就可以更美好？

上以郡县吏每遇征收赋税，辄侵渔于民。乃命户部令有司，料民土田以万石为率，其中田土多者为粮长，督其乡之赋税。且谓廷臣曰，此以良民治良民，必无侵渔之患也。

《皇祖四大法》

太祖的“算盘”不仅是不给官吏腾挪的机会，还有厚黑的“风险转移”。

受限于落后的生产力，古代粮税还附有高昂的“耗羡”，比如输送成本、储运损失、管理会计投入等，而且这些耗羡不仅数倍于正税，还由税农自行承担。所以各朝看似不高的赋税经耗羡的叠加，已将底层民众逼近“造反红线”。

这既是各朝不主张加税，也在初期尽可能息兵宽政（攒钱）的主要原因。但这也限制了朝廷的财政弹性（尤其是短期支付能力），进而阻扰皇帝和朝廷的一些政策谋划，比如大军征伐、大型工程等等。

为缓解这种困境，朱元璋的办法之一是 -- 增加中间人和背锅侠。

朝廷负责公布各地正税额度，征收过程的耗羡朝廷不认，由各地粮长（即士绅富户）自行和农户去清算。粮税收不齐就抄粮长的家来补，如果征粮把农户逼急了，那自然也是粮长的错，朝廷会砍了他们的头再换新的。

注：结合朱元璋分权三司、拆解大都督府、废除丞相制度，将征税权赋予不直接隶属朝廷的“粮长”也有弱化地方财权，进一步加强皇帝集权的目的。

《大诰续编》里有不少相关案例。除了个别粮长用做了手脚的量具敲诈农户，其余粮长均犯“多科”，例如船水脚米、装粮饭米、车脚钱、脱夫米、造册钱、粮局知房钱、棕软篾钱等等。明廷是没允许征收这些“耗羡”，但粮长有理由和资源，自掏腰包为明廷干活么？

如果这还不明显，再来看看“郭桓案”。一个未能深耕朝廷的户部侍郎，凭什么勾连数千粮长贪墨朝廷近一年的赋税？是能力逆天，还是锦衣渎职，亦或是这些“赋税”大多是不能少的耗羡？

而且这么做，对明朝真有好处么？

由于将征税分散转移给粮长，加上明廷没有统一的转运部司。缺乏协作的数千粮长，不仅会让耗羡进一步攀升，也降低了明廷汇聚地方资源的能力和效率。这也是明朝中后期，朝廷穷得拿不出军饷但民众已不堪重负的主要原因。

另外看似将锅甩给了粮长，但朝廷也放弃了监管和责任（朱元璋甚至不允许官员下乡监察）。权力滋生腐败，粮长们又凭啥不像官吏一样萌发贪腐呢？“良民治良民，必无侵渔之患”，只是想当然。

可能朱元璋觉得把粮长当韭菜好处更多，所以他没在意这些，还留下了“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的祖训，导致问题继续积累。

永乐迁都后，即便有大运河，南直隶征粮成本也直线飙升（税粮需运至通州核销）。甚至达到了一石正税，需加征四五石耗羡的地步。其结果是农户缴不起、粮长运不起，至宣德元年仅苏州府就累欠八百万石（一年额缴二百八十万石）。

注：以苏州府为代表的江南八府（平均六成以上是官田）严重欠税，除了耗羡高之外，不合理的重税也是主要原因（苏州一府的税额就相当于整个浙江布政司）。

明廷被迫委派周忱至南直隶搞赋税改革，但祖训让他腾挪的空间很小（太子太师郭资和户部尚书胡濙就弹劾他“变乱成法，沽名要誉”），只能从外围入手来弱化问题。

第一，正式承认耗羡并纳入正税（称其“转输费”）。这样即可抑制加派上限（最初一石正税统一加派二石），防止问题进一步恶化。也可以转输费为基础设置“济农仓”，平衡各地区的耗羡负担（距离近的补贴距离远的）。

第二，由南直隶布政司和漕运军统一协调和组织税粮的北运。此举大幅降低了税粮北上的运费和损耗。运河沿岸各起运口岸的运费，平均下来一石正税降到了0.66石。

但这并不代表南直隶地区的征税平均耗羡也能降到0.66石，因为周忱只能管运河到京畿这段对应的费用。他无法变革粮长制，自然管不了由粮长负责的田地到运河的这段耗羡。

以嘉靖十七年，吴江县（属苏州府）的夏粮核销奏报为例。该县正税为米10.59713万石，对应的耗羡（至镇江）折米9.9203万石。如果再加上运河至京师的费用，大概正税一石仍要加派1.5~1.6石的耗羡。

而且这种改革对于明廷而言，也不是没有代价的。

首先，为了降低南直隶税农的耗羡负担，明廷将起运数额降低了300万石。虽说纳税总额没变，但朝廷的口袋缩小了（明廷岁入从3000万石降至2700万石）。

其次，想让各地粮长积极配合朝廷，不给好处让他们白干是不可能的。所以自永乐朝开始，明廷将官员（含退休）才能享受的部分徭役豁免特权，向整个士绅阶层普及。

注：明朝赋税征收后会分成“起运和留存”两部分，起运为入朝廷府库，留存为入州府、布政司库。明朝徭役大致可分为，“里甲役”和“杂役”。里甲役为协助朝廷管理地方（推行政令、捕盗、征税等），杂役多为体力劳作（修筑、运输、守备等），朝廷允许士绅减免的一直都只是杂役。

但这是典型的拆东墙补西墙，因为徭役对于明廷的重要性并不弱于粮税。

洪武、永乐两朝之所以在进行大规模征战的同时还能上马大型工程（修筑王城要塞、营建两都、疏通运河等），除了征敛地方（如滥发宝钞），还有朝廷尚能大量抽取和使用徭役资源。

随着明廷逐渐将徭役摊入田亩折粮折银，下放给士绅的徭役特权之害就逐步凸现。为了减轻徭役支出，普通民户或被迫或主动将田产投献（或售卖）于士绅名下，这又导致明廷的财政进一步紧缩。

度支越来越困难的明廷，于万历朝再次针对财税征收进行改革，即“一条鞭法”。折银的征收成本确实远低于实物，但明廷却难以享受到这方面的好处。

其一，折银并不能触及税赋征收的核心 – 朝廷不负责前端实征。换句话说，明廷征税的前端损耗还是由各地粮长控制。税农负担难以有效减轻，朝廷也难以通过降本来增收。其二，折银并不代表抛弃实物税，因为白银不能直接当饭吃。

万历改制后，为满足京畿需求，南直隶每年仍需输送300万石粮北上（加上耗羡差不多750万石）。同样各布政司为官府、宗藩（郡王以下的宗禄由所在地布政司负责）的需要，也需下属县乡大量供应粮食。

其三，一条鞭法并不能让明廷出现一个统一的“转运部司”。明廷粮食调运效率低、成本高的问题依旧存在。何况一条鞭法带来的白银不足，又导致粮食转运成本(由南向北)进一步攀升。所以大明依旧是朝廷度支拮据而百姓负担沉重....

只能说朱元璋创立了大明，也带着子孙给大明挖出了财税困顿这个深坑。

编者附：明廷的徭役派发原则是，大户多出、小户少出，“各府州县官凡赋役，必验民之丁粮多寡，产业厚薄以均其力”。所以嘉靖朝出台的《优免则例》并不是加大士绅阶层的税赋、徭役减免，而是划定标准、限制减免。比如“京官一品，免粮三十石”，指的是可免相当于纳粮三十石的民户对应的徭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