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宋代是雕版印刷普及和推广的关键时期，其形成的刻书中心对后世版刻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刻书地域分布是宋代出版史研究的一个基本课题，它直接关联着以地域为分类标准的版本体系。前代学者对宋代版刻地分布这一问题论述颇多，如张秀民在《中国印刷史》中论及宋代刻书地，“南宋十五路几乎没有一路不刻书，而浙、闽、蜀三地尤多”，北宋则以“汴京、杭州、成都、福州为出版中心”[1]。张舜徽有相似表述：“雕版的中心地区，宋代除北宋首都汴梁外，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四川眉山形成三个强有力的文化区域。”[2]黄永年也有同样观点：“到宋代更形成了杭州、眉山两个刻印书籍的中心，所刻书籍通常称之为‘浙本’‘蜀本’。南宋时，建阳又成为了另一个刻书中心，刻的书称为‘建本’，也可称为‘闽本’。”[3]浙、蜀、闽为宋代刻书三大中心已近乎定论，因三地版刻风格迥异而冠以“浙本”“蜀本”“闽本”的称谓，也使“三大中心说”（或加北宋都城汴梁为“四大中心”）成为版本学常识。这些论断自然有史可证，但仍有许多问题习焉不察，有待仔细考究。

第一，从研究对象来看，所谓“中心”与“边缘”是一个相对概念，需在一定范围内通过比较阐明。若无比较对象和限定范围，则无中心一说。以省级行政单位为比较对象，浙江、福建、四川无疑刻书较多。但以更细分的市级乃至县级单位来看，诸种论述则见分歧。如上所引，一方面，省一级别的刻书中心常常和市级单位掺杂起来，共同佐证某一地域的中心地位，虽不影响大体结论，但难免模糊了更具体的刻书地分布情况；另一方面，相比于省级刻书中心，市一级的刻书中心还较模糊，并未形成共识。张秀民有专文论南宋刻书中心，认为“两浙路之临安府、绍兴府、明州、婺州、严州、湖州、平江府，江南东路之建康府，四川之成都府、眉山，福建路之福州与建宁府之建安、建阳，为刻板中心”[4]。此处已列出十余个地区作为刻书中心，较上文所引更为具体充实，但也难免出现分歧。事实上，即便是在省级刻书中心的研究中，也有不同观点。曹之便认为，综观宋代刻书情况，“就刻书地区而言，汴京、四川、浙江、福建、江西为宋代五大刻书中心”[5]，江西被拉入刻书中心的讨论中。对宋代江西刻书的研究也并不鲜见，但江西是否称得上中心仍需在比较中方能确定。对刻书中心的论述常常包含着对各地区刻书类型和刻书性质的描述，但往往论述更为简略。《中国印刷史》采取了列举书目的办法来说明宋代各种类型和性质的刻书，为我们了解宋代刻书的具体状况提供了宝贵信息，但很多论断因此也较为模糊，多以“颇多”“很多”等词概述某类型书籍之丰。不同类型的书籍在各地具体如何分布、各占多大比例，实际上难以得知。对刻书性质的论述也是如此，例如福建一地坊刻盛行已经成为常识，但福建地区坊刻书籍盛行到哪种程度、相比其他地区体量如何，也尚无可靠的数据参照。

第二，从研究方法来看，对刻书地域分布的研究有必要通过大范围采集数据的量化方式辅以论证。对该问题的探究可概括为质性与量化两种路径。前者有：征引宋人或古人表述，如叶梦得有“今天下刻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6]之语；通过分析与版刻紧密相关的诸要素之丰富来反映某地刻书之盛，最直接的便是某地刻书重要案例举要—如《崇宁藏》《毗卢藏》之于福州，其他要素如刻书机构的多元、书坊的繁盛、刻工的集聚等；通过分析某地刻书条件的完善以完成因果论证，凡论刻书兴盛，无不谈人口之丰富、经济之繁荣、树木之充足等。量化方法则主要体现为对某一范围内刻书种类或数量进行统计呈现。当然，两种路径并非泾渭分明，常常被融合采用。事实上，上文所引诸家对宋版书研究浸淫日久，虽表述较简，但依据建立在个人对各地宋版书数量、种类和性质的经验感知上，因而也具有较强的可信度。较为典型的量化研究有宿白根据宋代四部目录书的著录情况统计分析南宋刻本书的激增和地点的扩展[7]，因为样本量较小，难以据此判定中心城市（如缺少福州的数据，对徽州的数据只著录一种）。退一步，即便此前研究在结论上与历史事实大体吻合，仍有许多问题无法清楚叙述。比如：刻书中心在多大程度上超过了其他地方而称得上中心，即刻书中心的中心度问题；同为刻书中心的多个城市之间是否也有主要中心和次要中心的区别，即刻书中心的分级问题；主要刻书地在刻书内容和性质上具体有何不同，即刻书类型和刻书性质的地域分布问题。这些问题的探讨都需要大样本的刻书数据予以支持。

第三，从研究视野来看，刻书地域的具体分布情况随着研究范式转型而变得愈加重要。对宋代刻书的种类、数量和地域分布的数据进行全面采集和统计分析，虽然耗时费力，但如有必要，历代学者自然不避繁琐。在传统文献学视角下，刻书地实际上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用来辅助说明文献校勘、版本鉴别和源流考订中的实际问题。浙、蜀、闽为三大中心的叙述模式既满足了版本学上的命名需要，也符合长久以来在版本鉴别中形成的经验规律，因此被固化下来。随着书籍史研究、数字人文及一系列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引入，刻书地信息变成一种十分重要的基础性数据，相关研究的开展也不断冲破固有的论述。例如，戴思哲（Dennis）在对中国古代方志的研究中就指出，张秀民的《中国印刷史》长期主导了中国古代书籍印刷地理分布方面的知识，但“张氏的研究有其局限性，我们还不能认为他已经展示了晚期中华帝国出版业地理分布的确切全景”[8]，而对方志的研究恰可以回头“从动态的视角来重新分析明代书籍出版的地理分布情况”。正是因研究视野和内容的不同，导致二者对地理分布信息的需求层次不同。在出版史研究中，刻书地分布信息关联着整套书籍生产和流通机制，许多研究课题都以此为基础才得以开展，诸如影响版刻分布的自然要素分析、刻书中心对植被的需求与破坏程度、刻工流动与工作区域变迁乃至于书籍刊刻、生产和交换与多种社会史问题的关联研究等。

通过数字技术对历史问题进行量化分析和呈现，其价值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可，学界甚至有“建构数字出版史学”的倡议。但具体实践尚远落后于理论构建，“当下出版史研究与数字技术的结合仍处于初步探索的阶段，学者开展研究大多停留在‘数字史学’的第一个层面—运用基础的检索工具查阅史料”[9]。问题的关键或许不在于思维的转变和方法的理解，而主要在于数据的搜集、处理与运用。只有以大样本、高质量的数据作为核心驱动，“数字出版史学”的研究才能带来新的发现。基于此，本文将尽可能全面地采集、统计并呈现宋代版刻地理分布的相关数据，一方面丰富传统文献学对“刻书中心”的认识，另一方面则试图为书籍史研究、“数字出版史学”研究提供支撑和案例。

宋代版刻书目数据的采集和处理

本文拟全面采集宋代雕版印刷书籍的书目数据，首先要明确这些书目数据的采集范围、采集来源、采集方法和处理过程。

2.1 版刻书目数据的采集范围

本文采集信息的对象是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在时间范围上限定在有宋一代；在空间上不包含同时并存的少数民族政权占据地；在技术上限定为雕印本，不包含写本、拓本或勒石；在性质上限定为雕刻书版的地点，而非出版单位所在地或印刷地。比如说，北宋国子监虽地处开封，但其下到杭州镂板的书籍应视作杭州刻书。一言以蔽之，在理论上，凡是在宋代某地雕刻过书版的书籍，都在采集和统计范围之内。除刊刻地信息外，刻书类型信息和刻书性质信息也是重要采集对象。本文所谓的地域分布研究，正是基于各地刻书种数、刻书类型和刻书性质三者进行的研究。刻书种数的多少能够直接反映一地刻书的兴盛与否，刻书类型的具体构成能够说明一地刻书的内容特征，而刻书性质的构成则有利于明晰某地刻书背后的社会推动力量。

为保障信息的准确全面和工作流程顺畅，著录项设置为以下 10 种：书名项、作者项、朝代项、时间项、所属部、所属类、版本项、刻书系统、刊刻地（省）、刊刻地（市）。依据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10]，刻书地点统一转换为今天所在地，以便于分析；“朝代项”主要区分北宋和南宋；“时间项”则录入刻书具体时间，以年号纪年方式著录；根据《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体系对每本书进行分类，著录到经史子集各部、各类之中；“刻书系统”分为官刻、家刻、坊刻、书院刻书、寺观刻书五种类型，如实录入。刻书时间、刻书系统和版本信息的录入，保障了每一种录入书籍的唯一性，也利于版刻地信息录入的真实准确。其中，“书名项”和“刊刻地（省）”是必备项，“时间项”必须确定在宋代范围内。不少宋版书虽文献记载丰富，但因无法考证刊刻地点，则只能忍痛舍弃。在以上所述采集范围内，本次研究共采集到宋代版刻书目数据总计 2445 条，其中刻书年代较为明确的（至少确定到某个年号内）有 1514 条。经过核实和比对，各省录入数据量不同程度超越了现有各地域刻书史专著所载数据量。

2.2 版刻书目数据的采集来源

宋版书因年代久远，今已百不存一，版刻书目数据较普通书目信息著录要求更高，需要在书目信息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刻书地点、刻书时间和刻书者，难度较大。明代有《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等较为成熟的书目可资借鉴，而宋代部分目前尚无类似书目资源，版刻地理数据只能依靠人工方式多方采集。虽无直接资料，但一些常用的目录书和历史文献仍是重要来源，主要包括《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玉海》《文献通考·经籍考》《四库全书总目》《五代两宋监本考》《书林清话》《两浙古刊本考》《宋版书考录》等。除以上这些历史资料外，宋版书实物或影像资料也是权威信息源，如各大图书馆的馆藏数据库和《中国版刻图录》《涉园所见宋版书影》等工具书。现当代学者也有不少相关研究成果，如张秀民《中国印刷史》、宿白《唐宋时期雕版印刷》、李致忠《宋版书叙录》《历代刻书考述》、周宝荣《宋代出版史研究》、夏其峰《宋版古籍佚存书录》等，为本文提供了大量线索。各地区域性刻书史著作，如王国维《闽蜀浙粤刻书丛考》、杜信孚《江西历代刻书》、谢水顺和李珽《福建古代刻书》、王澄《扬州刻书考》、徐学林《徽州刻书》、方彦寿《增订建阳刻书史》、陈心蓉《嘉兴刻书史》等，也是重要的参考资料。

2.3 版刻书目数据的采集方法和处理过程

具体实施中，以夏其峰《宋版古籍佚存书录》为底本顺序查核书目地点信息。该书收录宋版书 4600 余种，刻工 6000 余人，是目前整理出的较为全面的宋版书目录，且前半部依照时间顺序著录，可避免工作的重复和无序。在此基础上，参照以上所列书目，逐条考查并析出包含刊刻地在内的多项关键信息。最后再与出版史著作和各区域刻书史研究成果相对照，弥补缺失，删除重复。因为确定刊刻地点较为复杂，每本书的情况又有不同，所以在此过程中又参考许多工具书、期刊论文和互联网数据库。查考版刻数据是本文的关键，既要尽可能收录全面，又要保证信息的准确，该过程中有不少问题需要说明。

第一，刻书地审定方式。对存世宋版书的著录自然以原版书所附带的诸多信息为依据。在实际操作中，存世宋版书的相关资料较多、信息最全，因而其版刻地基本无争议。更多的宋版书已无原版，只能通过相关文献资料核定地点，这构成了本项工作的主要内容。根据信息齐全程度，又可分为三类：一是主要目录书和历史文献大多有著录且有地点信息，甚至有研究文章，则可据此录入；二是虽有部分书目著录，但地点不明，主要依靠序跋、出版人信息和刻工信息确定刻书地点；三是以上信息基本全无，但某些可信度较高的文献中有提及，则也应录入。对第二类书籍做尽可能准确的考证，和对第三类书籍做尽可能全的搜集，是本次数据采集量最大化的保证。后世有“佞宋”之风，因此也存在不少伪造宋版书的情况，对一些研究中已经明确指出的，则不予收录。此外，对于相互矛盾的书目，则只能谨慎查考，存疑书目亦不予录入。

第二，刻书地审定中的误区。将出版人的郡望、籍贯和实际刻书地相混淆，是现有书目中比较容易出错之处。如《中国印刷史》载有“天圣四年四川书肆平昌孟氏”[11]版本的《文选注》，《宋版古籍佚存书录》[12]将刻书地著录为平昌，其依据在于该书后序中言明“平昌孟氏”刊正该书。然而，古人姓名前所署地名多表示郡望或籍贯，与实际刻书地往往不同。经学者多方考证，该书实际刻于杭州[13]。部分序跋较为详细，其中包含有刻书地信息，若无此类信息，则以出版责任人当时实际所在地为判定依据。此外，尚有刻版地和印刷地、抄写地的混淆，古代地名和今天地名转化中出现错误等问题。如淮南路转运司在宋朝不同时间段实际上处于不同城市，因而该司所刻之书的地点则应根据不同时间段，结合其他信息具体考定。宋代各地区划和治所相关信息参考《中国历史地图集（宋、辽、金时期）》《中国区划行政通史（宋西夏卷）》而定。也有一些书目虽然有文献记载，但实际上无法确定是否刊刻过。如天禧二年（ 1018 年）李直方为《汗简》作序，言其“榷估之余得之模写”[14]，无法确认模写后是否刊刻，只能舍去不录。还有一些宋版书的信息仅有只言片语，无从考究，只得作罢。

第三，刻书性质的审定方式。刻书性质一般分为官刻、家刻、坊刻、寺观刻书、书院刻书五种，其依据主要在于出版责任主体的身份和动机。该标准看似明确，但在实际判定中却难以清楚区分。事实上，许多书籍的刻印可能是多方合力的结果，又加上历史信息的不够全面，这导致判定困难，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需要说明：第一种，官员在某地任职，任期内或任期后在该地刊刻了书籍，这样的书籍就处在官刻和家刻之间。因为并不知道更多的刻书细节，也并不清楚担任官职这一要素多大程度影响了刻书行为的发生。对此，只能具体分析，对于有信息表明该书刊刻与做官关系不大的，视其为家刻，否则归为官刻；第二种，出版责任人以非官员身份刻书，但并不清楚是否有营利目的和行为，这样的书籍处在家刻和坊刻之间。在过去没有共识、也没有其他署名和牌记信息以供推断的情况下，将其归为家刻；第三种，由官方下令在某寺观雕造的书籍，视作官刻而非寺观刻书。简单来说，对于坊刻、寺观刻书、书院刻书，有较明确信息指向这些刻书性质时才以此录入，否则视作家刻。对于官员刻书，如果没有信息表明家刻属性，则归为官刻。

第四，刻书类型和刻书时间的审定方式。根据《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体系对书籍进行类别划分，即先判明经史子集四部，四部之下又属哪个小类，总计 44 类。有的书籍内部包含多种类型的文本，以其主要部分为据，如有不少文人的文集后附有奏议集，只归入别集类，不予再行归类到诏令奏议类。只有少量书籍既不见于《四库全书总目》中，又因失传而不知大体内容，则依据书名等信息进行推断。因宋版书留存实物较少，刻书时间的判定主要依照已有的书目著录和各书序跋、牌记的说明。

宋代刻书种数的地域分布

刻书种数的统计采用以下方式：一是作者及内容不同的书籍，即便书名一致，也计为不同种数；二是版本不同的书籍，虽然作者及书名相同，但分属于不同的刻书时间和刻书地，亦计为不同种数。为避免以往研究中对刻书地的模糊描述，本文对刻书地的统计，从省域、市域两个层面展开。

3.1 宋代刻书种数的省域分布

对采集到的 2445 条宋代版刻书目数据，按照谭其骧所著《中国历史地图集》转换成当今地名，再按省域地名对其刻书种数进行归类统计，得到表 1 。

表 1　各省在宋代的版刻种数和占比情况

从表 1 数据可知，在宋代，浙江和福建刻书在数量上占据前两名，浙江占总数的三成，福建占总数的两成，二者合计已超过总数的一半，是宋代刻书最核心的两大区域。江西和四川的刻书量不相上下，也都超过了 200 种。单从数量和比例来看，过去的“三大中心说”低估了江西刻书的作用和影响。正如曹之先生言：“可惜过去人们在谈到宋代刻书时，言必称汴、蜀、闽、浙，几乎忘记了江西，这是不符合事实的。”[15]江西也理应进入到刻书中心的讨论中。汴京在总量上虽不如浙、闽、赣、蜀四地，考虑到南宋时汴京已被金人占领，刻书时间较其他省份短了一半尚能有如此规模，当为北宋刻书中心无疑。如果将浙、闽、赣、蜀、汴（汴京一地刻书量几乎等同河南一省）视作宋代的刻书中心，其他非中心地区刻书仍能占到两成，尤其是江苏、安徽、湖南、湖北等地的刻书量也不容忽视，值得进一步探究。

3.2 宋代刻书种数的市域分布

市域刻书地的确认，相较省域刻书地的确认更为困难。尽管如此，本次统计仍得到带有市域刻书地信息的书目数据 2146 条，详见表 2 。

表 2　各市在宋代的版刻种数和占比情况[16]

尽管在统计数据时小心谨慎，但因数据量大、原始信息复杂，以上数据也难免有错漏发生。尤其是数值较小的数据更容易因偶然性而出现偏差，如开封一地占据河南全省刻书数的 97.75％，这一数值很大概率高于历史实际情况。实因北宋时期河南省内其他城市的刻书信息少之又少，无从考究。即便以上信息准确无误，也只能反映真实历史的一部分，《中国印刷史》估计宋代刻本当有数万部，可见规模之大。但以上这些数据已是穷举之果，好在刻书中心尚能通过比较进行判断，在样本足够的情况下，测算出的比例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刻书地点的分布问题。

表 2 中成都和眉山的数据也并非全貌。与其他省份不同，四川刻本在文献中往往只著录为蜀（中）刻本，或只能确定到成都、眉山地区，而无法进一步细分。表 1 统计四川刻本有 211 种，表 2 中成都与眉山二者总计才 91 种，刨除省内较为明确的其他市域的刻书数，尚有 103 种蜀刻本无法锁定到市一级单位，这一数据量过大影响到整体分析，只得单独说明。就现有信息来看，此 103 种蜀刻本的绝大部分也当属于成都、眉山地区。如果按照现有数据中成都、眉山所占比例进行测算，此 103 种当有约 86 种亦属于这两市。两市的刻书总数约合为 177 种，合计占四川省总量的 83.89％，应基本反映了成都、眉山在四川的刻书地位。从全国范围看，两市总量与开封基本持平，杭州、南平、蜀中（成都和眉山）、开封为宋代刻书中心城市，当无疑义。

各市在该省的占比情况能够较好地反映一省之内的刻书分布情况。杭州一地虽总量最大，但在浙江省内只占不到六成，远低于南平之于福建、蜀中（成都和眉山）之于四川、开封之于河南，这充分反映了浙江省内其他刻书地的勃兴程度，金华、绍兴、宁波等地刻书量在全国也属前列。再如江西省，呈现出较为均衡的多点发展模式，抚州、吉安、南昌、上饶、宜春、赣州、九江几地不相上下，这在其他省份内是较为少见的。

宋代刻书类型的地域分布

为反映宋代各地刻书的内容特点，笔者将统计到的书目信息根据《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体系予以归类，以数量较为可观的九省为主体，制成表 3 。

表 3　宋代刻书类型的地域分布情况

综观有宋一代，刻书类型的整体分布相对均衡，集部、子部刻书略多，经部其次，史部最少。集部刻书量居首，仅别集的种数便占据宋代整体的 1/4 ，可见别集刻印之盛，宋代文人与其他各代文人一样，具有强烈的著述传世意识；子部刻书种数仅次于集部，医家、儒家、释家尤多，三者合计占据子部总量半数之多；相较而言，经部则相对均衡，除孝经与乐类外，各小类间差别不大；史部刻书量较其他三部略少，与史部书籍本身卷帙浩繁有直接关系，但正史、地理和编年三类的种数也较可观。

如果从各省内部刻书类型来看，则又有不同。在浙江，子部的刻书种数就超过了集部，原因在于浙江雕造了许多释家类书籍，浙江一地的释家类刻书量便占据了全宋释家类书籍的六成；在江西和四川，集部数量较其他三部间的优势更为明显，分别占据江西、四川全省刻书种数的四成和五成；河南省则恰好相反，集部总量处于四部之末，仅占一成，一定程度反映了北宋时期各类型书籍的刻印情况；在江苏和安徽，史部总量仅次于集部，史部占比高于其他地区；福建省的刻书类型分布则与宋代整体比较契合。在表 3 中横向比较来看，可以发现不同类型书籍在各地区的分布情况。从大类来看，经部和史部主要在浙、闽两地雕版种数多；子部以浙、闽、汴三地为多；集部则主要以浙、闽、蜀、赣四地刻版居多。从小类看，一些现象也值得注意：释家类书籍在浙江一地刻版尤多；别集类书籍在汴京一地则刻版极少；多种类型的书籍在浙、闽两地都雕造较多，形成较明显的两个中心，例如经部中的大多小类、史部中的编年、子部中的类书等；除了浙、闽两地外，也有不少类型的书籍在其他地区刻版较多，如正史、政书、医家类书籍在汴京刻版种数较多，儒家类书籍在江西较多，别集类在四川较多等。各地区刻印书籍类型构成的不同，实际上与该地主要的刻书力量紧密相关，因而有必要进一步对宋代刻书性质的分布情况进行分析。

宋代刻书性质的地域分布

所谓刻书性质，指的是刻书者所属不同个人、机构的属性，分为官刻、家刻、坊刻、寺观刻书和书院刻书五种类型。本次统计得到能够判明刻书性质的书目数据有 2034 条，其中官刻 1164 条、家刻 444 条、坊刻 356 条、寺观刻书 48 条、书院刻书 22 条。官刻书占据总量的一半，家刻略多于坊刻，两者基本持平。主要九省的详细情况见表 4 ，总量较多的 10 个城市的详细数据见表 5 。

表 4　宋代刻书性质的省域分布情况

表 5　宋代刻书性质的市域分布情况

就宋代刻书性质的分布而言，各地区呈现出不同特点。福建刻书以坊刻最多，省内刻书的一半都由坊刻完成。如果具体到南平一市，坊刻更为突出，统计到南平坊刻书达 206 种，这一数量占据整个南平刻书的 2/3 。除南平外，主要的坊刻地还有浙江杭州，杭州和南平两地占据坊刻总量的八成。开封的刻书情况更为极端，官刻几乎主导了该地所有的雕版刻书。在其他地区，官刻不同程度地占据主要地位，坊刻、寺观刻书、书院刻书则数量很少。通过具体数据的统计，了解各地刻书性质的占比情况，可进而明确主要地区刻书的核心推动力量。尽管表格中列出了详细数据，但有关刻书性质的分析还应谨慎，只能就表格中一些较为突出的数据做出论断，因为相较于其他分类标准，刻书性质之间的界线较难厘定。此外，像汴京的坊刻数量与四川的整体数据一样，很可能未能真实反映出历史原貌，但这也确实是实际调查统计的结果。将刻书性质的地域分布情况列出，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描述宋代各地刻书的特点和风格。

宋代刻书地域分布的总体呈现与分析

以上分别从刻书种数、刻书类型、刻书性质三个方面对宋代各地刻书进行了统计分析。接下来，为反映宋代刻书的总体发展趋势，将从不同时间段内宋代刻书总量的变化情况、不同时间段内各地刻书种数的占比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为真实还原宋代刻书中心的地域分布，将宋代版刻书目数据导入到ArcGIS中，绘制出以宋代疆域为基础的刻书地分布示意图。

6.1 宋代刻书总量的时序变化趋势

本次统计得到带有较为明确时间信息（至少确定在某个年号内）的数据有 1514 条，在此基础上，以 10 年为单位，以年份为横轴，以刻书种类为纵轴，绘成图 1 。

图 1　宋代主要刻书地区刻书种数的变化趋势

图 1 能够反映出宋代刻书种数随时间变化的具体情况。就目前的统计数据而言，南宋在整体上远多于北宋，南渡之后的刻书种数得到明显增多。整个宋代的刻书高峰期应在南宋中期，尤其是在公元 1160 年至公元 1230 年，主要是孝宗、光宗、宁宗执政时期。刻书种数的变化与多种因素有关，南宋中期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是这一时期书业繁荣的重要因素。目前呈现的结果也与文献存世量有很大关系，北宋与南宋的数量相差悬殊，很可能是因为南渡之后许多书籍损毁丢失，导致可供统计的信息源减少。

浙江、福建、江西、四川、河南五地刻书种数的总体趋势基本代表了整个宋代刻书种数的变化趋势。图 1 也反映出五地在不同时间段的刻书占比变化。河南（主要是汴京）和浙江是北宋刻书的主要区域；福建较其他省份崛起略晚，但很快发展为南宋的刻书中心，在一些时间段甚至超过了浙江；浙江是持续时间最长、发展最为稳定、总量最大的核心刻书地区；南宋刻书最繁荣的时期，也是江西刻书种数最多的时期，与福建、浙江相比也不遑多让；四川是起源早、稳定发展的刻书地区，只是限于四川刻书有较明确时间信息的数据较少，因而影响了图 1 中有关四川刻书量的呈现。

6.2 宋代刻书地域分布及密度分析

以上分析主要建立在图表数据的基础上，如以今天的地理区划为标准，尚不够直观。为弥补这一缺失，笔者将统计数据导入到ArcGIS中，参照《中国历史地图集》，绘制出以宋代疆域为基础的刻书地分布示意图。考虑到宋代疆域处于变化之中，选取公元 1080 年北宋疆域及区划作为底图，便于囊括整个宋代的刻书地。对刻书地点进行定位，并以每地刻书种数为指标进行核密度[17]分析，生成宋代版刻地理分布密度图，即图 2 。图例中所谓的刻书中心，即杭州、南平、开封、蜀中（成都、眉山分别呈现）。

图 2　宋代版刻地理分布密度图

在图 2 中，核密度值越高则颜色越明亮，代表其刻书种数越多、集聚程度越高。结合上文图表信息，可知宋代版刻分布的空间状况。在全国范围内，临安府（今杭州）、建州（今南平）、蜀中（成都和眉山）、汴京（今开封）是四大核心城市，其中尤以临安为最。从各路分布状况来看，两浙路不仅总量占比最多，成规模的刻书地数量也居首位。在中部有临安、绍兴府、明州（今宁波）、平江府（今苏州）等城市形成核心刻书群，在南部有婺州（今金华）、衢州形成省内的次级刻书中心，在东部，明州、台州、温州又形成沿海刻书带；在福建路，处于北部的建州为核心刻书地，坊刻盛行。福州、泉州两地居次级中心地位，形成了福建沿海刻书带；在淮南东路，形成明显的“南多北少”格局，南部距离浙北的临安、绍兴、平江较近，形成了集聚效应。淮南东路与江南东路、淮南西路交接处，有建康府（今南京）、扬州几地也形成一个刻书中心，形成较大规模；除该交界处以外，江南东路的刻书地主要集中在徽州（今黄山）地区，形成了以徽州为中心辐射周围的刻书分布格局；江南西路分布较为均衡，大体以抚州、吉州（今吉安）、隆兴府（今南昌）为中心；在北方，北宋汴京一枝独秀；在四川地区，以成都和眉山为主要中心，梓州路也有不少刻书地分布。除了这些刻书集聚区以外，各路之内基本都有刻书地分布，最南到海南岛、最东到舟山群岛、最北到北宋边境保州（今保定）、最西到成都眉山一带，足见雕版印刷在宋代的发展盛况。

结语

本文试图运用版刻书目数据量化分析的方法重新探讨宋代刻书地域分布这一基本问题，在充分考证和统计各地刻书种数、刻书类型和刻书性质的基础上，予以较为清晰的可视化呈现。就各地刻书种数而言，被固化下来的“三大中心”一说仍有讨论空间。从省域刻书地来看，浙江、福建、江西和四川四省是主要的刻书中心，紧随其后的河南省实际上是由开封一地支撑的，而与开封体量相当的江苏省，其主要刻书地点在宋代隶属于两浙路，应属浙本范畴；从市域刻书地来看，杭州、南平、蜀中（成都和眉山）、开封为当之无愧的刻书中心。刻书类型的分布情况进一步描述了宋代各地区刻书的内容特征，而刻书性质的分布情况则有助于说明各地刻书系统的具体构成。

在这三项版刻书目数据的比对下，得以发现宋代主要刻书地之间呈现出不同的刻书特点。北宋汴京作为首都，以官刻为绝对主导力量，除经部外，内容上以子部中具有实用性的书籍为多、史部中以正史和政书为多、集部最少，一定程度反映出官方力量推动下的刻书中心样貌；福建则与此恰好相反，以坊刻为核心力量，书籍类型在营利目的的作用下呈现出更多元的构成；浙江则表现出融合态势，作为南宋都城的临安，官刻众多的同时，家刻、坊刻也极为盛行。以上这些结论或许和已有出版史论述并无太大不同，但本文通过量化方式所探究的，正在于这些看似清晰实则模糊的定见，例如刻书中心到底多大程度上称得上中心、福建一地坊刻盛行究竟比其他地方高出多少、各地刻书类型具体构成等诸多问题。具体数据的析出和版刻分布密度图的生成为类似的问题提供了有效参照。当然，本研究仍有一些不足之处需要说明。

首先，支撑本研究的核心依据就是宋代各地的版刻数据，只有精确且全面的数据才能使得结论更为接近历史的真相。在数据量上，尽管已较前人所做的统计有了较大增幅，但与有宋一代的刻书总量相比肯定还有较大差距，但这几乎已是无法弥补的问题。在数据质量上，刻书地审定和刻书性质归类本身就是一个复杂问题，如此体量的数据难保没有错漏发生，因而本文所呈现的数据只是一种相对精确的描述。其次，本文所直面的其实是一个历史地理的分布空间，虽然笔者已经在宋代历史地图中对刻书地域分布进行了直观呈现，但因为宋代疆域的变化以及文字的限制，尚不能以时间为尺度动态展现宋代内部不同时期刻书中心的变迁。再者，本文用来描述一地刻书繁盛与否的概念—刻书量，包括描述刻书种类分布、刻书性质分布的数值，在实际上都是以“种”为单位的，与现行常见的方案相同。虽然这几乎已是最佳方案，基本能够代表某地刻书状况，但某地刻书种数和该地生产书籍的能力及产量之间仍有不少论证缝隙。每种书所需的版片量就是一个重要但无法确切统计的变量，如北宋初年在四川雕造的《大藏经》总计十三万板，在很多以“种”为单位的统计中只能计作数值 1 ，这无疑在整体上低估了四川在宋代的刻书能力和地位。再比如，印刷量也是一个未被计算的关键指标，一本书在某地雕造后，是否转化成了大量的成品书籍，抑或是被转送他地刷印，再或者是被束之高阁，都会影响到该地书籍的实际产量。此外，比起上述这些静态数值而言，更难以测定的还有一些流动的要素。如某地虽为刻书中心，但其版刻诸书很可能是由外地刻工被招募到此地完成的，这样的案例绝不少见。既然如此，刻书中心地这一概念本身也可能会发生动摇。尽管有以上问题存在，但以刻书种数作为评价指标仍是目前较为合理的选择，因为版片数量和印刷数量这些更为具体的数值不大可能被大规模获取。

注释

[1][11] 张秀民 . 中国印刷史 [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 ：44，100

[2] 张舜徽 . 中国文献学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58

[3] 黄永年 . 古籍版本学 [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72

[4] 张秀民 . 南宋（1127—1279 年）刻书地域考 [M]// 张秀民 . 张秀民印刷史论文集 . 北京 ：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 ：84-95

[5] 曹之 . 中国古籍版本学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 ：225

[6]（宋）叶梦得 . 石林燕语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70

[7] 宿白 . 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1999 ：84-110

[8][ 美 ] 戴思哲著 ；向静译 . 中华帝国方志的书写、出版与阅读 1100—1700 年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171

[9] 范军，秦雅婕 .“数字史学”视角下中国出版史研究创新 [J]. 现代出版，2024，（5）：1-9

[10] 谭其骧 . 中国历史地图集（宋、辽、金时期）[M]. 北京 ：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

[12] 夏其峰 . 宋版古籍佚存书录 [M]. 太原 ：三晋出版社，2010 ：71

[13] 南京大学文学院 .《文选》与中国文学传统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C]. 南京，2011 ：217-228

[14]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 全宋文（第 8 册）[M]. 成都 ：巴蜀书社，1990 ：382

[15] 曹之 . 宋代江西刻书知见录 [J]. 江西图书馆学刊，1990（1）：59-64+57

[16] 表 2 中已录入城市 52 个，版刻数少于 5 种，但确有刻书的城市还有 50 个。限于篇幅，且因数量过少偶然性大，并未列入主表，罗列如下。刻书 4 种的有 ：滁州、郴州、岳阳、武汉 ；刻书 3 种的有 ：泸州、惠州、芜湖、临汾、遂宁、襄阳、仙桃、淮安 ；刻书 2 种的有 ：内江、运城、乐山、太原、宜宾、洛阳、鹰潭、信阳、绵阳、常德、咸宁、柳州、汕头 ；刻书 1 种的有 ：肇庆、延安、南充、巴中、淮南、西安、安康、三明、来宾、厦门、保定、咸阳、邯郸、海口、舟山、南宁、广元、新余、吉首、韶关、沧州、鄂州、株洲、宁德、萍乡。此外，表格中的占比计算基于有市级刻书地的数据，即以全国总数为 2146 种计算。各省内占比计算也排除了未确定到市级的数据。

[17] 核密度分析是地理学研究中的常用概念，主要用来表述某要素空间分布的疏密程度。在本文中，通过核密度值来反映版刻地理分布的分散与集聚特征。在具体操作中，使用软件版本是 ArcGIS 10. 8，经过调试，选择带宽（半径）100km，密度值分类方法选取几何分类法。另外，图中所呈现的刻书地，是以府 / 州这一级别为单位的城市。

[作者简介]

李明杰，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 武汉大学文化遗产智能计算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员

柴旭杰，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2024级博士生

原文载于《出版科学》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