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刘备能在夷陵之战中取得胜利，那么荆州就有可能重新回到他的手里。《隆中对》的宏伟战略蓝图不仅能够得以实现，他甚至还有机会趁胜追击，一举深入江东腹地，将敌人彻底打乱。然而，现实却残酷得令人心痛：刘备不仅没能赢得夷陵之战，反而葬送了数万精锐之师，最终自己也在白帝城凄凉地与世长辞，留下的，只是一片狼藉和沉重的烂摊子，交给了诸葛亮去收拾。

在蜀汉内部，对于发动夷陵之战，许多人心存疑虑，其中诸葛亮与赵云便是最典型的反对者。他们认为，刘备不应贸然举兵，原因大致可归纳为几条。

首先，曹丕篡汉，而刘备身为汉室正统，理应将矛头对准曹魏。自刘备起兵以来，他便宣称自己乃汉室宗亲，加上后来汉献帝的亲自认证，天下皆知刘备乃真正的汉皇叔。作为汉室宗亲，他肩负的责任是将汉室利益置于首位，故曹魏篡汉，无疑是最大的敌人。更何况刘备接替汉献帝登基为皇，如果不尽快铲除曹魏，蜀汉的正统身份又从何谈起？因此，从战略角度来看，他理应继续推行东联孙吴、北拒曹魏的路线，而非轻易向东进攻。

其次，若蜀汉与孙吴爆发战争，而曹魏坐收渔利，蜀汉将陷入更加险恶的境地。无论是蜀汉还是孙吴，都无力单独抗衡曹魏，双方必须联合才能抵御北方强敌。一旦内耗，势力必然消长，曹魏便有机可乘。更糟的是，如果形成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局面，那么一统天下的机会无疑会落入曹魏之手，蜀汉的生存将面临严峻挑战。

第三，益州经历多年征战，根本不适宜再掀大规模战争的风浪。自211年刘备入蜀，随即与刘璋展开激烈争夺，一直持续至214年攻占成都，西川的百姓们已历经三年的烽火。接着215年曹操入侵汉中，张郃进犯巴西，刘备不得不与孙权划界，迅速集结大军抵御敌锋。紧接着，汉中之战从217年打到219年，西川百姓陷入了男子参战、女子劳作的水深火热之中，生灵涂炭，惨不忍睹。

更令人尴尬的是，虽然曹操最终败退，却带走了汉中大部分百姓，这意味着刘备得来的只是土地，而非人口。再加上战争的伤亡，蜀汉的人口实际上呈现负增长。从211年至219年，西川百姓几乎整整八年生活在战火中。可221年，刘备又迫不及待地举国发动夷陵之战，百姓的负担再度加重。无论从战略还是民生角度，夷陵之战都是一次不应发生的冒险。然而，即便明知如此，刘备仍不得不踏上征途，这份无奈，令人唏嘘。

促使刘备做出这一决定的因素，大致有三。第一，稳定内部局势。刘备称帝之时，蜀汉的中坚力量大多来自荆州，如诸葛亮、马良、蒋琬、费祎等，他们对蜀汉根基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如果荆州仍在手中，这些人尚可偶尔回家探视；如今荆州失守，他们就成了无根之萍，除非投降东吴，否则难以回归故土。为了安抚这些荆州派系，夺回荆州成为了迫切之务，时间越早越好，否则孙吴稳固了人心，收复难度将大大增加。

第二，实现《隆中对》的战略构想。按照诸葛亮的蓝图，荆州必为刘备掌控。如今荆州落入孙吴之手，《隆中对》的美好设想似乎成了空谈，而刘备毕生追求的兴复汉室梦，也随之悬于半空，岂能容忍？为实现夙愿，他必须竭尽全力夺回荆州，以便继续按《隆中对》逐步匡扶中原，恢复蜀汉实力。毕竟，襄樊之战之后，蜀汉的人口、土地和军队皆大幅缩水，夺回荆州不仅是战略需求，也是实力恢复的关键。

第三，汉中之战的胜利让刘备心生膨胀。以往对曹操，他或逃避、或屡战屡败；汉中之战一役，彻底扫除了阴霾，他瞬间自信心爆棚。曹操都能击败，如今江东的孙吴，怎会是他手下的敌人？这种自负心理让他倾尽国力，决意东征夷陵。

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便孙权在战争爆发前向刘备求和，刘备也无法接受。除了上述原因，另一个直接原因是孙权的求和，实际上更像是挑衅和侮辱。《三国志·先主传》记载：秋七月，遂帅诸军伐吴。孙权遣书请和，先主盛怒不许。刘备之所以震怒，正因孙权根本无意真心求和。《三国志·诸葛瑾传》更明确地指出：孙权所谓求和，实际上是对刘备的打脸和试探，提醒他荆州与关羽虽重要，但天下与汉室更为关键，言下之意是：你刘备应看清轻重，不应因关羽或荆州的小恩怨，而偏离攻打曹魏的大局。这样的信函，任谁看了都会怒火中烧，刘备自然无法轻易接受所谓的和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