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新中国首次为开国将领授衔,当时官方公布的名单是55位。然而,有人会疑惑:不是57位吗?原来,王建安在1956年才补授军衔,而李聚奎则在1958年才获得补授。 李聚奎之所以被延迟,是因为他调入新组建的石油部工作,授衔事务因此耽搁。至于王建安,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呢?1955年,负责评衔的小组将名单呈送给毛主席时,看到王建安的名字,毛主席在名单上批示:此人容易骄傲自满,授以中将为宜!并特意将他的名字圈了起来。
这让评衔人员陷入两难:按军功与资历,王建安完全符合上将条件。他在土地革命时期担任过军政委员,抗战时期出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更是兵团司令员,战功赫赫。如果完全按毛主席的意见执行,又显得有些说不过去;若违抗指示,又不可能。因此,评衔小组采取了拖延的策略,让王建安错过了与其他将领一同授衔的机会。直到1956年,他再次请示毛主席,说明情况后,才最终被授予上将军衔。 那么,毛主席为何评价他骄傲自满呢?王建安在土地革命时期长期在红四方面军任职,曾在鄂豫皖苏区担任军事指挥员,抵达川陕开辟根据地后转入政工岗位。这段经历锻炼了他卓越的组织能力,也培养了他独立担当的性格。 抗战时期,他被派往山东纵队工作。山东纵队起初由地方武装发展而来,王建安协助首长徐向前开展大量工作,担任山东纵队副指挥兼第一旅旅长。山东纵队与115师主力合并组建山东军区,他出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之后下放鲁中军区担任司令员,真正开始独当一面。 解放战争初期,他仍在山东军区工作,并未纳入野战军编制。随着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鲁中部队改编为第8纵队,王建安担任司令员。毛主席明确指示,粟裕负责军事指挥,陈毅掌控大方向。在山东,许世友、宋时轮、王建安、陈士榘等指挥员资历与粟裕相当,但并不直接隶属他麾下。粟裕在指挥时常遇阻力,唯有陈毅出面,才能顺利解决问题。 王建安曾认为粟裕的七战七捷只是偶然,并不具普遍性。后来一些战役的成功,更让他滋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例如济南战役后,许世友因病离开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与谭震林共同指挥内线作战,战果显著。这种长期在前线作战部队的经历,使他几乎不曾直接见过毛主席,但其骄傲自满的态度通过战役执行的方式,最终反映到军委层面。 新中国成立后,他的授衔一度被搁置,补授军衔时,他的职务仅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相较于许世友、陈锡联、陈再道等老战友,并不显赫。尽管荣膺上将军衔,他在实际工作中仍按中将待遇使用。其后,他先后在沈阳军区、济南军区、福州军区担任副司令员。在这些岗位上,资历比他低的将领往往成为他的上级。1975年,他退居二线,担任军委顾问,正式离开一线部队。与许多同期将领相比,他的退役时间相对较早,但他一生的军事经历,仍是新中国军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